二、毓贤处理民教交涉案件的方针
    评价毓贤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他处理民教交涉案件时采取的是何种方针。这也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关于处理民教交涉案件的方针，毓贤首先申明的一条，就是“秉公讯断”。所谓“秉公讯断”，是凡遇民教交涉案件，必须排除来自外国教会方面的一切干预，由地方官自主地秉公断案。早在1898年6月， 他还在按察使任上时，就曾建议：“请总理衙门照会驻京大臣饬知各教士，以后不可偏听教民浮言，有伤和好。收人入教，须先细访其人，实无作恶犯罪之事，方可收之。凡遇民教交涉案件，凭地方官秉公讯断，通事不得哄诱教士，搀越干预。凡有罪例应拿办之人，教士不得收留，并不听通事谎言，讹作平民。庶几教士得以安然传教，以遂起行善之心，莠民难施伎俩，良民不受逼迫，则民教永可相安，共享生平之福。”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一条呢，因为据他居官山东20年所见，凡入教之人多非安分良民，“一经投教，即以为护符，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官民皆无可如何……每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因而酿成巨案。该国主教只听教民一面之词，并不问开衅之由，小则勒索赔偿，大则多端要挟，必使我委屈迁就而后已。”（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24页。）正由于此，他才特别强调“秉公讯断”这一条。
    毓贤申明的另一条，则是“持平办理”。他说：“查民教互控，要在持平办理。”（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436页。 ）“遇有词讼，无论民教，仍一律持平办理。”（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24页。）所谓“持平办理”，字面上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在处理民教讼案时，无论平民教民，要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那么，毓贤是怎样贯彻“持平办理”方针的呢？从他在山东巡抚任内所处理的众多民教互控案件看，大致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查实原委。不管控案来自平民还是教民，甚至是外国公使所递交总理衙门的照会，毓贤都决不轻率从事，都要一一派员查实，悉其原委。因为当时民教交涉案件多由教民方面提出指控，“而教民一面之词，教士往往偏听，恐亦非持平之道也”（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327～328页。）。如德国主教德华盛具名指控嘉祥教民被抢案多起，并谓“教民四散，有家难归，事已闹大”，情况十分严重。毓贤派员彻查，“检齐卷宗，勒传人证到案，会同逐一确切研讯。或因教民先前曾罚乡民钱文、酒席，欲向索还；或被将妇女诱令改嫁，得钱私肥；或教民自与亲属争产；或因家务争执，迁怒排解之人；或被藉以打点使用为名，乘机讹索多赃，后经查知往追，因而教民词曲理穷，捏诬乡民欲行捆打、抢割麦禾暨勾结大刀会匪滋扰等词，赴城内教堂避匿，并向教士诉述，请县传究，以图挟制而冀拖累泄忿。其实皆系谎词虚架，毫无影响。乡民委无平空向教民罚钱、寻衅之事。”从已讯明之实情，可知所控各案，“类皆教民恃入教为护符，平日横行乡里，鱼肉良民。偶有稍与理较，动辄故意张大其词，意图使人莫可谁何”。但控案所涉及之乡民“均因事后希图将被罚、被诈钱文索还，致被藉口，亦不免略有是非”。既弄清了所控各案之原委，处理起来也就有了事实依据。于是，查案官员便质问德华盛道：“何谓教民有家难归？总之事凭实在，公论难逃。民教以和为贵，岂可迫之太甚，致生变端。”经过反复驳辩，德华盛无言答对，“始自言实为教民所激，惟天良不可昧，事如可了，决不好为其难”（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377页。 ）。再如法国公使毕盛以平原县“有焚抢教堂、杀毙教民一事”，要求总理衙门电饬山东官员查办。据实地查勘，平原县“并无西式教堂”，不可能有“焚烧教堂”之事。至于“杀毙教民一名”，系据该县教民王付有呈控，谓邻人王朋玉与伊父王明口角相殴致死，并被毁器物。及官员亲往查勘，王付有加以拦阻，承认“伊父王明实未受有伤痕，死由老病气闭”，“恳求免验”。官员“因控情先后大不相侔，且牵涉民教，若含糊了结，必致别生枝节，虽允予免验，仍亲到尸旁详细查看。已死王明年逾80，实因年老气闭，并未受有伤痕。王付有家亦无抢毁器具痕迹”。至此，本案真相已明，实属诬告。毓贤咨复总理衙门称：“查民教生衅，总因教士偏听教民，教民依仗教士，往往借细故以诬平民。而主教又不察虚实，动辄张大其词，电陈贵署，肆口恫喝。本部院惟有督饬地方官，遇事速了，不分民教，持平办理而已。”（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419～420页。）他对所有民教控案都先要查实原委，断案以充分的事实为根据，自然会避免许多无谓的冤案，使诬告者难以逞其讹诈伎俩。
    第二，是“分别办理”。毓贤所说的“分别办理”，不单纯是针对因义和团活动引起的案件，对民教交涉案件也是一概适用的。就是说，民教交涉案件经过查勘，已质证明确各案，要按具体情况分别办理。例如：（1）诬告案。如嘉祥呈控乡民高顺玉将教民高宏儒“驱逐不家， 霸占居住房屋”，经查实“高宏儒房屋并未被人霸占，现仍在家居”；嘉祥教民牟广德控告同里牟广泰“领人将教堂内神像撕毁，桌椅等物全行砸毁”，经查办官员“前往教堂查看，屋门现已封锁，神像、桌椅等物俱全，并没砸毁情形”，皆系挟私诬告。对此，考虑民教以和为贵的大局，一般从轻发落，“或略予责儆，各当省释宁家，谆谕不准再行生事；其有人证未齐，并教民理曲躲避者，或令原差暂行看管，或谕回归候质”，以俟“传集持平断结”。（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328、379、377页。）（2）抢劫案。如嘉祥呈控郑家庄教堂“德教士所有什物抢劫一空”，内“有餐衣一身，真金圣爵一樽，门帘、天棚、台帷、蜡烛、大小神像等均行抱去，余皆毁坏”，经查勘属实，则“勒限严辑务获究办”。（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328、386页。）（3）拳民索偿赔款案。如济宁教会呈控教民被索偿赔款案共 31起，经官员查实，其中与教民呈报所偿罚款数目相符者5起； 教民呈被索偿赔款，但虚报所偿罚款数目者5起；查无其事者16起； 查明并非教民，亦委无罚款者5起。由详查得知，“拳民之所索， 索其原物而已，并无奢愿。其毫无影响及索而不偿者无论矣……统计阖境教民所偿罚款不过京钱二千五百两有奇；较之天主教原讹良民之数，十仅二三”。至于拳民索偿罚款案的原因，仍系“教民倚势欺凌，借端讹勒，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民乃不胜其扰，有逼而往索其前日之所罚者”。毓贤于是“咨明总理衙门立案，予以辩论”，并要求：“照会德公使转饬安主教治泰，会同兖沂道将各属教案持平议结，以征辑睦。毋得听信教民一面之词，以少报多，以无为有，致滋贻误。”（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490～494、488～489、490页。）（4）官员袒教抑民案。此类案件以兰山知县陈公亮案最为典型。他在任刚愎自用，“审理词讼，擅用非刑；听断不公，民哭一路”。如教民张廷标与平民郭藏“因买花生口角细故”，“即将郭藏讯责押毙”；教民万方魁等呈控孙憨，“即将孙憨讯责押毙”；访闻孙闩偷窃教民家衣物，“遂传责押毙”；保长恐闹教捆送宋广仁、宋凤诏，“亦即重责押毙”。毓贤认为，由以上四案，足见“该员办事荒谬，民怨沸腾”，将其参革。并致函总理衙门称：“查民教互控，要在持平办理。该革令不分案情轻重，一味严刑毙命，为见好教民之计，几致酿成戕害巨衅。且查其近年以来，吏治既不讲求，又复有乖职守。……若不将其参革，实无以讲吏治而肃官常。”（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436页。）可见， 毓贤是根据不同的案情，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以期贯彻“持平办理”的方针。
    第三，是“妥为保护”（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 上册， 418页。）。其本来意图“无非为保护教民起见”。 但保护教民并不意味着允许教民为所欲为，侵害平民，激成变故。要真正做到“妥为保护”，首先得要求教会要依条约和中国法律办事，无为不轨之举。这才是做到“妥为保护”的关键所在。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民教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是教民，而不是平民。毓贤指出：“查民教生衅，总因教士偏听教民，教民依仗教士，往往借细故以诬平民。而主教又不察虚实，动辄张大其词，肆口恫喝。”（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417 、418、407、420页。）正由于此， 他对教会方面的严重不法行为也是决不宽容的。如嘉祥教案之起，与在教之华教师高会堂大有关系。他“素称形同光棍，控案累累。近来更肆无忌惮，教案均系此人勾串而起，乡间无不切齿，不得不去其太甚”。在大量事实面前，该处主教不得不允将高会堂“任凭拿办”，“密传讯押，以平民气而弥后患”。（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378页。 ）再如汶上县教民随意捉拿平民，勒讹钱财，或入平民之家“抢掠一空”；济宁德国教堂竟然将平民“两手铁铐，栓在槐树三日”，罚款后才“释放回家”。毓贤问道：“教士无刑讯之责，何得擅用铁铐？主教亦置若罔闻，所谓劝人为善之意何在？”他认为“今教士勒罚钱文，则办理不得谓持平”。因咨呈总理衙门：“请照会德使，遴选公正持平之主教，在兖州、济宁等处主持教务，约束教民，庶可消弭后患。”（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417～418页。）他认为只有做到真正的“持平办理”，才能实现“妥为保护”的目的，看到了二者之间的依存关系，从而抓住了解决民教不和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