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总括以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认识：
    （一）毓贤在山东对义和团的基本政策是“惩首解从”。这一政策，对于大多数拳民来说，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当时，清政府对大刀会、义和拳的政策就是镇压，要求“就地剿除”，“速为剪除”，“实力搜剿，毋得养痈贻患”。（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1、3页。）相对而言，毓贤对义和团的政策是比较开明的。
    （二）毓贤在处理山东的民教交涉案件时，坚持“持平办理”，其具体表现是：（1）秉公讯断；（2）分别办理；（3）妥为保护。 他主张维护中国司法主权，不受外人干预而独立审判。凡遇教民互控案件，他均查实原委，根据是非责任分别办理，尽力保护被教会欺压凌辱的平民。他认为只有保护平民不受冤屈，才是真正的保护教民。所以，他既要极力避免朝廷单纯强调保护教民谕旨的片面性，又要顶住传教士的无理纠缠和外国公使气势汹汹的势力，力求做到持平办案，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三）尽管毓贤有某些可肯定之处，但从他的主流看不宜评价过高。在清政府招抚义和团问题上毓贤起了一定的促成作用，实际上是把义和团引向了邪路。清廷谕旨说他“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罪魁祸首”，虽然“罪魁祸首”的帽子大了点，但所述却是事实。至于毓贤的极力主战，正表明他已经成为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中的一员。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不是对外宣战，而是力争有一个和平环境，实行社会改革，奋发图强，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外宣战，只能是必败无疑。正如一位反对宣战的官员指出：“不可浪开衅，以一孱国当八强国，为孤注之一掷，此宗社存亡之几所系，不仅胜负之数，乃危道也。”（注：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见《义和团史料》（下）， 339页。）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位官员之预见。因此， 主战只能把中国引向更严重的民族危机。由此看来，毓贤不是对中华民族有功，而是有罪；不是爱国，而是误国。史家将他列为庚子“误国诸臣”（注：《清史列传》，卷62，《毓贤传》。）之一，可谓不易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