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南京政府时期关于清初内政的叙述
    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对清朝历史的叙述立场发生了变化。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初中新中华本国史》，有“满清盛时之控驭汉族”一章，从“猜防政策”、“牢笼政策”、“汉人满化政策”等几方面讲述清初内政。清朝是推翻明朝而建立的，汉族不服异族的统治而时起反抗，为了加强清朝统治，清廷使用镇压与牢笼的两种手段来控制汉人。镇压方面，清政府在重要地点，驻满洲八旗兵以防控汉人。大臣官吏多用满人，蔑视汉族。大兴文字狱，屠戮不满清朝统治的士大夫。为了永久消弭汉人反抗之心，清朝竭力推行汉人满化政策，“清初剃发易服之令，最为严厉执行。汉人大为不服，大江以南，明之遗臣义士因人心之愤激，纷纷起兵反清”。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实行牢笼政策。康熙特开博学鸿儒科，奖励理学，编修《明史》，以消磨士大夫眷念故国之心。乾隆时搜求遗书，开四库全书馆，“而书籍之有民族思想，不利于清者，销毁之，其轻者则篡改之。及《四库全书》成，镇江扬州杭州各分一部，建阁贮藏，以便人民观览，实亦兼以范围江浙之人心也”。(21)《初中新中华本国史》从满汉民族关系角度对清初内政措施进行了批判，如驻防、文字狱与剃发令等压制政策，以及开博学鸿词科、编修巨籍等笼络政策，都是为了控驭汉族，维护其统治。
    从汉族立场上来批判清初内政措施，是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的基本方式。很多教科书以“满汉歧视”、“满族之控驭”为题，从满汉民族方面批判了清初高压政策，如厉行剃发、诛锄明裔、诛戮降臣、摧残士气、仇视士绅、文字狱等，把这些政策视为对汉人的压制手段。(22)对清朝惠民措施，也从汉族立场上进行了否定。1930年北新书局《北新本国史》认为，清初“解放贱民，虽属三朝善政，然其用意，也就不外是一种怀柔的手段罢了”。(23)这里将清政府惠民措施视为清朝笼络汉人的一种手段。1932年湘芬书局《高中本国史》认为，清室以外族入主中国，入关后之内政，自当以收拾人心为第一义。“故其所设施，俱不外乎减轻担负，俯顺舆情之簿络术”；“盖此时中原尚未底定，为缓和反抗计，故有此虚伪之举也”。(24)1934年中华书局《初中本国史》把清朝减轻平民赋税、释放贱民等措施，视为有清一代怀柔政策。(25)1947年开明书店《本国史》指出，清朝通过惠民措施，延续了其统治：“清朝所以能够统一中国达二百六十多年，这也是个重要原因”。(26)清初惠民措施，北京政府时期还有所肯定；南京政府时期被认为是为了消弭汉人反抗而采取的牢笼政策，其实质是控制汉人，维护满清的统治。(27)
    对清初编修巨籍等文教政策，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时期经历了一个从基本肯定到完全否定的变化，这种变化从吕思勉对编修《四库全书》的态度中可见一斑。吕思勉编著有多种教科书。1923年《白话本国史》对康熙朝编纂《图书集成》、乾隆朝《四库全书》持肯定态度，“于保持文化上，究竟有很大的价值”。(28)1924年《新学制高中本国史》也持赞赏的态度，“康雍乾三朝，敕撰书籍极多。乾隆时之《四库全书》，尤称近代之大观矣”。(29)到南京政府时期，则认为是清廷控驭汉人的笼络手段而予以否定。1934年《复兴高中教科书本国史》认为，清朝历代的君主，对于种族的成见，是很深的。他们对于汉人，则提倡尚文。一面表彰程朱，提倡理学，利用君臣的名分，以钳束天下。一面开博学鸿词，屡次编纂巨籍，以牢笼海内士大夫。(30)1935年《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指出，清朝“利用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把明朝人的著述，涉及清朝的，都加以销毁。甚至涉及金、元的，也要追改。当时的禁书，共计有一万三千八百余卷，真是秦火以后，书籍的一次大厄了”。(31)早先吕思勉肯定清修《四库全书》的文化价值，南京政府时期认为消弭汉人反抗意识，对中国文化造成了极大摧残。
    综上所述，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从汉族立场上对清初内政各项政策都进行抨击，强调满清对汉人杀戮与压制，实际上对清朝统治持完全否定态度。
    四、共和政体与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中的共和立场
    从教科书对清初内政措施的叙述可见，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清朝可谓是态度一致而立场不同：都是对清朝统治持批判态度；北京政府时期从“共和”立场批评清朝专制制度，南京政府时期从汉族立场批评满清的民族压迫。民国教科书对清朝内部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政变、清朝灭亡等的叙述，与清初内政叙述相同，也有着从共和到汉族立场的转变。(32)这种叙述转变，对认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演变有重要意义。
    民国共和政体的建立，开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新局面。同盟会成立时就宣称民权，创建民国：“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得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33)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强调去除专制政治，倡导民主共和：“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34)“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35)《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人民享有各项自由权利。民国废除帝制，宣布共和，是要摆脱“君权神授”的政治法统，通过“民主立宪”将国体从传统帝国转变为现代民主国家。(36)一时间，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帝制活动和张勋复辟等都因违背共和民国宗旨而失败。
    民初在民族问题上注重五族共和。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多位于边疆地区，国家统一与民族问题密切相关。清末新政以来，部分民族就出现分离倾向。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与“恢复中华”的宣传，使他们对民国抱有疑虑，蒙疆等族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图谋独立。(37)为安抚蒙藏等族，新成立的民国主张民族平等与五族共和。民国成立时，孙中山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昌起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38)《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用法律形式将民族平等规定下来。五族共和与平等政策为北京政府所继承。《劝谕蒙藏令》宣称：“现政体改革，连共和五大民族均归平等”；“务使蒙、藏人民，一切公权私权均与内地平等，以昭大同而享幸福”。(39)倡导五族共和与民族平等，对吸纳少数民族参加民国、维护国家统一有重要意义。
    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都强调“五族共和”。很多教科书叙述中国民族时，都列举了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人种)，认为正是这些民族共同组成了国家，“中国人种，自有史以来，即以种种之关系，及种种之组织，联合而为一伟大国民之团体”。(40)有教科书对以往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书写进行了批评：“吾国历史，向以汉族为主，于他族多有贬辞。本书以五族共和为纲，故于满蒙回藏四族之肇兴与进化及其势力分合等，皆搜求靡遗，以符现世；其与汉族接触冲突之处，亦一律平等，绝无轩轾，借联五族之感情，而融洽一气。”(41)养成共和国民也是这一时期教科书的重点。商务印书馆强调新编教科书“博采世界最新主义，期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民国成立，数千年专制政体，一跃而成世界最高尚、最完美之共和国。政体既已革新，而为教育之根本之教科书，亦不能不随之转移以应时势之需要。”(42)中华书局在编辑历史教科书时指出：“在发挥我国国民之特色，而更推究其贫弱之原因，故于专制之成因及流毒，言之较详；而社会变迁、风俗隆替，尤所注意，庶学者读之，得知现势造成之由来，藉资反省与空谈往事而徒记姓名者不同。”(43)
    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中的清朝史叙述，与民初北京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教科书编写要求一致，都是持共和立场，突出共和精神的培养。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确立，南京政府时期，对清朝历史的叙述立场发生了变化。
    五、党国体制：政治认同与汉族立场
    民国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变化时代，经历了从民初共和政体到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变更。国民党南京政权是在广州政权基础上，经过北伐推翻北京政权而建立的。国民党政权虽然继承中华民国国号，但其政权性质与北京政府有很大不同。在广州、武汉时，国民党就建立了党治体制，强调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44)国民党三大规定“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接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努力地方自治之完成，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45)国民党政权是中国政治体制走向党治，向党国体制转型嬗变的表征。(46)党国体制的国体宣示是三民主义，但是作为一种政体所表现出来的权力归属与这一国体所宣示并不相同。这一政体真实表达的是主权在党的权力归属，党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国民名义上是主权者，却只能是被规训的对象。(47)
    党国体制改变了国家、政府的属性，也改变了党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国民党政府以孙中山继承者身份成立，其正统性来源已非国会，而是革命领袖的遗嘱。(48)民主共和不再是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党治”取代共和成为认同的中心。在国民党党国体制下，党居于国家政权的中心位置，国家成为党治国家，国民政府为党治政府。(49)党居于民族与国家之上，民族与国家处于次要与服从的地位。对国民党统治的认同在民族国家认同中居于首要地位，中华民族与国家认同成为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工具。为了维护国民党统治，国民党政府积极推行党化教育。党国体制“可说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后政治上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此前谈‘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50)任何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和民主共和的诉求，都有可能引起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联想，危及到国民党统治而不被政府提倡。共和立场不利于国民党统治而被放弃。
    在民族问题上，南京政府实际实行的是汉族同化政策。依“总理遗教”训政的南京政府继承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51)广州国民党政权建立前后，孙中山反对民初五族共和而主张汉族同化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此民国成立以来，所以长在四分五裂之中”。(52)“今日我们讲民族主义，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的民族主义”。国民党要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53)北京政府实行五族共和与民族平等的政策，为一些民族分离要求提供了理由，这有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也是国家不能真正独立的原因。从现实民族问题出发，必须改变民初五族共和的提法，实行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同化政策。孙中山的汉族同化思想成为南京政府民族政策的主要依据。
    实行民族同化政策更有利于维护国民党统治。孙中山反对五族共和，不唯是出于现实民族问题的考量，一个主要目的是批评北京政府，以确立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北京政府无法解决民族问题、无力维护国家统一，已经丧失了政权合法性与统治正当性；要维护民族与国家统一，只能在国民党领导下，实行汉族同化。孙中山汉族同化是以政治统合为目的，蕴含了“以党治国”体制的雏形。(54)汉族同化政策不仅与中国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紧密相连，也与国民党统治有很大关系，是维护国民党统治的重要手段。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随着其全国统治的确立，在边疆与少数民族地区推行这一政策。越是在国民党统治发生危机的时候，国民党政府越是会加速实行以汉族同化为中心的民族政策。
    党国体制下，维护国民党统治认同成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汉族同化因有利于国民党统治而受到重视，成为国民党政府民族政策的实际内容。国民党统治与汉族立场兴起的影响，从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对社会中汉族意识的态度大致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