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本文以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讨论了民国时期清朝历史叙述。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时期，对清朝历史从“共和”到汉族立场的叙述转变，与国民党党国体制的确立有很大关联。在共和政体下，民主共和是认同基础，共和民国是认同对象，这时中华民族认同实际上就是国家认同。在国民党党国体制下，党居于民族、国家、人民之上，“党治”取代民族与国家成为最高的认同对象。为了维护国民党统治，国民党政府采取汉族同化立场，采取双重叙述策略，1930年代日本侵略与中国民族危机，并未使国民党政府采取融合各民族共同体的民族政策，相反却强化了汉族立场以巩固党治认同。在外国侵略与国内政治的关系上，外国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往往转化为国内政治问题，内部政治问题的处理对应对外国势力影响起着关键性作用。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不仅要注意外部侵略的影响，更要关注国内因素。
    或许，这里尚需注意的是历史“教科书”的这种性质。历史教科书是确立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工具，体现政府的教育方针，与一般历史著作有所不同，也与社会中流传的观念有一定的距离。其实，作为一种历史叙述，教科书与一般史著一样，都是个充满解释与建构的过程。对于研究者来说，这里的问题可能不在于是教科书或其他史著，也不在于教科书中清史叙述是否“客观”，而在于如何确立自己的立场：“撰写历史也牵涉到知识的创造和传播，这个政治活动是所有的学术活动都要卷入的。因此，争论的焦点并不是如何使叙述带有偏见和更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而是如何在日常的多重诠释与权力结构的关联中，确定我们自己的编史立场。”(74)
    中小学教科书主要使用对象是中小学生，会对学生产生多大影响？这从教科书出版情况与一些回忆性文章中可见一斑。很多教科书多次再版，如1923年金兆梓《初级本国历史》，至1932年出了38版；1933年姚绍华《初中本国史》，至1941年出了130版；1934年吕思勉《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至1948年已经出了112版；(75)1945年宋延庠《初级中学历史》，至1946年8月已经出了130版。1923年顾颉刚《现代初中本国史》，至1927年9月出了55版。该书到1929年，已经发行25万册。(76)从教科书发行版次与出版数量来看，很少有其他历史著作能够超过教科书。多年后，一些人还记得教科书内容。考古学家李济的一位朋友曾说，1920年代他在中学课堂上，弃三皇五帝而不谈，只讲石器时代，遭到了学生们的大笑，而十年后，连乡下的小学生都已经知道“石器时代”这个名词了。(77)当时学生们对考古学知识的了解与历史观念的转变，基本是受教科书的影响。六十年前的小学一次历史课，也让金庸终生难忘：“记得我在小学念书时，历史老师讲述帝国主义欺压中国的凶暴。讲到鸦片战争，中国当局中如何糊涂无能，无数兵将英勇抵抗，但枪炮、军舰不及英国以致惨遭杀害，他情绪激动，突然掩面痛哭。我和小同学们大家跟着他哭泣。这件事在我心中永远不忘。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对于‘收回香港’，自然反应是‘天经地义’，‘即使要我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绝对不需要考虑’”。(78)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写军阀混战，把冯玉祥作为军阀，引起冯玉祥强烈不满。冯玉祥说：“据我的理解，所谓的军阀是指封建军阀，它是封建制度的产物或是封建残余势力。我一贯反对封建制度，这是有史可鉴的”。(79)冯玉祥要求教育部修改这一写法。由此可见，教科书的影响不止限于学生，也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注释：
    ①曾天山：《国外关于教科书功能论争的述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这里的教科书主要指人文学科类教科书。
    ②孙江：《连续性与断裂》，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7页。
    ③戴振丰：《战后日本的反思——以日本“制定之会”所编历史教科书的“战争观”为中心》，《第五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集》，2004年，第165-166页。
    ④关于清朝历史与政治认同的研究，参阅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短暂，其间尚无出版的历史教科书，这里主要讨论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清朝历史的叙述。本文使用的教科书，是指经过民国政府审定颁行或认可的教科书。1934年以后新编教科书很少，大多把此前的教科书修订使用。
    ⑤参阅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64页。
    ⑥参阅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80页。
    ⑦《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06页。
    ⑧《小学校教则及课程标准》，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材大纲汇编·历史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⑨《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实施细则》，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680页。
    ⑩《教育杂志》第19卷第8号，1927年8月。
    (11)《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材大纲汇编·历史卷》，第43、50页，初中历史教学目标有四点，高中六点，这里仅列举出前两点。1932年课程标准被称为“最硬化”的课程标准，其后南京政府多次修订课程标准，都是以此为基础。
    (12)钟毓龙编辑：《新制本国史教本》卷下，上海：中华书局，1917年，第52页。
    (13)吕瑞庭、赵澂璧编纂：《新体中国历史》卷6，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第34-36页。正文中年份为教科书第1册初版时间，下同。
    (14)普通学书室编纂：《增订普通新历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101-102页。
    (15)潘武编：《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第2册，上海：中华书局，1913年，第194-196页。
    (16)赵玉森编纂：《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卷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33-35页。在1922年《新著本国史》中，赵玉森也持同样看法。赵玉森编纂：《新著本国史》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123-124页。
    (17)参阅章嵚、丁锡华编：《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高小用)第9册，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第3页；潘武、章嵚编：《新编中华历史教科书》(高小用)第6册，上海：中华书局，1915年，第14页。
    (18)赵玉森编纂：《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卷下，第34页。
    (19)钟毓龙编辑：《新制本国史教本》卷下，上海：中华书局，1917年，第61-63页。
    (20)吕思勉编辑：《新学制高中本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249页。
    (21)金兆梓编：《初中新中华本国史》第2册，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第60-62页。南京政府时期，金兆梓编写的数种中国历史教科书，持论与《初中新中华本国史》相同。
    (22)世界书局《初中历史》认为，清初政策为后来辛亥革命埋下了伏笔：“这种措施，包含民族歧视的色彩非常浓厚，实为后来民族革命的因子”。(见朱翊新、沈味之、朱公振编著：《初中历史》第6册，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第24-25页。另见朱翊新编著：《初中本国史》第3册，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第19页。)中华书局《初中本国史》指出，“满清既然代替明朝统治中国，汉族多不服，几乎到处发生反动。清帝用种种政策来控驭汉族”。(见郑昶编：《新中华语体本国史》下册，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3页。)文化学社《初中本国史》认为，清廷自入关以后，即想以刚柔并用宽严相济的政策，根本消灭汉人的反抗思想。清帝深知汉人为文化的民族，欲谋制服，亦须用文化的手段。所以清帝的提倡文化，是以怀柔汉人，巩固满族江山为目的。(见李云坡：《初中本国史》下册，北京：文化学社，1935年，第101-102页。)民智书局《初中本国史》认为，康雍乾三朝对于汉族猜忌防闲之心很重，“既派旗兵赴各地驻防，又常藉文字的细故，屡次兴大狱，以压制汉族的民气”。(见赵征铎编辑：《初中本国史》第3册，上海：民智书局，1932年，第16页。)世界书局《高中本国史》指出，满清入关后，满汉民族不能协调。满洲的文化本不及中国本土，因此实行屠杀政策与满汉同化，“以让汉人死心塌地”。(见陈登原编著：《陈氏高中本国史》下册，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第142页。)
    (23)杨人楩编辑：《北新本国史》下册，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