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繁盛，也使经学思想特别是《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渗透到史家的历史理论与历史认识之中。《公羊传》头一句就讲到"大一统"。《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说："何言乎正月？大一统也。"汉承秦制，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治进一步发展。为适应这一时代需要，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派极力宣扬大一统思想。董仲舒强调："《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4）曾师事董仲舒的司马迁，接受了这一思想，并用以考察社会历史的演进。在《史记》中，他以"道名分"为依据，把王朝更迭和帝王兴替当作科条分析的大纲，对于入传人物，按照身份、地位、等级，分别以本纪、世家、列传的规格加以载录，体现出君王居高临下，人臣拱卫主上的主题。这种体制结构，集中反映出司马迁的大一统观念。持《谷梁》义而又曾为《公羊》大师颜安乐弟子的刘向，在《列女传》中虽然没有设立类似本纪的名目来冠冕全书，但各卷一般也是以帝王后妃居前，庶民妇女居后，明显是一种上下有序的等级制度的体现。
    《史记》上限起于黄帝，其旨在于突显大一统的历史观。《五帝本纪》黄帝之前，是一个四分五裂，争战不已的部族社会，至黄帝屠灭炎帝、蚩尤，才趋于统一。夏、商、西周三代之后，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混战，秦始皇一统海内。尽管秦王朝二世而亡，但司马迁却高度评价了它的历史功绩和地位。此举的深层意义在于肯定汉武帝的大一统功业，也就是肯定黄帝的统一业绩。从黄帝的统一到秦皇、汉武的大一统，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象征着帝王德业的日益兴盛。中华民族不断壮大，各地习俗渐趋一致，这就是司马迁大一统历史观的基本内容。它象一条红线，贯穿于《史记》全书之中。三代君王，秦汉皇帝，春秋以降列国诸侯，四方民族，皆是黄帝子孙。这种民族一统的思想奠基于《史记》，而其渊源则是儒家经学的大一统观念。刘向的《列女传》，作为一部妇女通史，也体现了大一统思想，其书的第一篇传记，有人认为传主就是黄帝妃嫫母，只是今本已经佚去（15）。在史学发展史上，大一统是一种进步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观。
    儒家经典有所谓今文经和古文经之分。西汉前期，今文经首先在朝野广为传播，并得到统治者的赏识，武帝尊崇的儒术，实际就是以《公羊》学为主的今文经学。五经博士均为今文学家，他们垄断仕途和经书的解释权，显赫一时。与今文经传播的同时，古文经也陆续在各地发现和传播，但末被列为学官。在对待今文和古文的问题上，史家们大都能持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只要是有利于历史著述的资料和形式就予以采用，并不墨守当时立为学官的今天经及其经说。对此，前文已有所涉及。再如司马迁撰写《史记》的《鲁周公世家》时，引《尚书》之《金滕》，兼取今古文说，引《费氏》基本为今文，但又大量引据《左传》、《国语》。司马迁特别注意《左传》的资料，在《史记》中多予采撷。范文澜曾指出："太史公作《史记》，春秋时事取《左传》者泰半，谓《史记》之一部，蜕化于《左传》，或无不可。"（16）还有刘向，著述时持今文经义，但又多取《左传》等古文经的资料。其实，早在着笔著述之前，他们就没有专守一家之说。司马迁先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又师从于古文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刘向年轻时习《谷梁传》，兼习《公羊传》，后来又对古文经颇感兴趣，"尤珍重《左氏》"，并用以"教授予孙"（17）。这些都为他们著史时坚持客观求实的态度，博采古今典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
    西汉时期，经学的繁盛为历史著述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史学的进步。但另一方面，这种繁盛又使史学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不利于史学的独立发展。我国的史学传统远比经学悠久，作为史学传播者和史学编纂者的史官的设置，为时极早。《礼记·玉藻》有"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的说法，《汉书·艺文志》亦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唐代杜佑进一步指出："史官肇自黄帝有之，自后显著，夏太史终古，商太史高势，周则曰太史、小史、内史、外史，而诸侯之国亦置其官。"（18）前此，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中对此也有详尽论述。史官们大都学识渊博，而且政治地位甚高。《隋书·经籍志》史部总序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记，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九流学术皆源于史，史官几乎成了整个社会文化的垄断者。同时，由史官编纂的史书也十分繁多，一般以"春秋"为名。相传商太丁时曾有《夏殷春秋》。墨子有言："吾见百国《春秋》。"（19）《墨子·明鬼下》提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孟子亦言："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20）各国统治者对史书颇为重视。早在孔子删定"六经"之前，晋国大夫叔向就已"习于《春秋》"（21），另一大夫韩宣子到鲁国聘问，曾专门"观书于太史氏，见……《鲁春秋》（22）。孔子的《春秋》即以《鲁春秋》为蓝本，兼采周王室及各诸侯之史书，编纂而成。后来，各国史书逐渐亡佚，"春秋"之名便专属孔子之书了。
    史学本与政治密切相关，带有浓烈的经世致用色彩，史书也于事见理，给人教诫，不过重要的还是应阐述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再现往日的各种社会风貌，同专门的道德训教之书有很大差异。而孔子作《春秋》，虽以准确的时间为线索编次史事，但又只是以历史记载为手段，进行道德批判，力图通过史鉴、史教的功效，针砭世事，垂法后人，最终达到振兴礼治，恢复周王朝原有统治秩序的目的。孟子曾明确指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3）孟子强调，《春秋》所重的不是史实，而是微言大义，即孔子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理想，它们具有治理国家，纲纪人伦的非凡作用。司马迁也曾称述董仲舒之言："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24）正因为这样，《春秋》才被儒家尊为经，并由此开始了史学对经学的依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