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朝建立后，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注意到史书的编纂。汉初，陆贾著《楚汉春秋》，记述楚汉战争的历史。朝廷沿用周代旧称，设太史令（太史公）一职，兼掌天时星历、祭祀礼仪、搜罗并保管典籍文献，"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25）。但史官的政治地位较之治经儒生就大为逊色了。随着儒家经学在维护专制政权上的重要作用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治经儒生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和重用，治经成了他们立身扬名，捞取高官厚禄的资本和手段。公孙弘就曾以治《公羊春秋》而登丞相之位。然而在这同时，统治者又把保持秉笔直书传统的史官看作对神圣皇权的一种威胁，并未多予重视。太史令厕于下大夫之列，秩比六百石，俸禄很低，且其存在于统治者看来是可有可无的。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太史令司马谈未能参与其事，尽管这是由于他身体欠安，中途病倒，但也说明，他是否随行执笔记事，武帝并不在意。司马迁继承父职，秉其遗志，著述《史记》，却因李陵之祸，招致奇耻大辱，被处宫刑。事后他曾不胜感慨地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欲之所轻也。"（26）晋代虞喜《志林》说史官"自周至汉，其职转卑"，只不过"仍以旧名尊而称公"（27）。这是十分确当的。
    到了西汉后期特别是元成之时，最高统治集团更是以经治国，儒家经学的独尊地位进一步巩固。一时间，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下诏，群臣上奏，都要称引经义以为依据。朝廷公卿均由经术而进，韦贤、韦玄成父子以及匡衡、贡禹、薛广德等以通经而居丞相、权臣之位。相形之下，史学之不受重视，地位低下就更显而易见了。当时，从事历史记载的学者，主要不是史家，而是经学大师。如补续《史记》的褚少孙（褚先生），以经术为郎，后为博士，并师事大儒王式。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提到："司马迁既殁，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杨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于是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唯知占候而已。"太史令一职已经名存实亡，仅仅执掌天时星历之事，这不能不有害于史学。
    在充分利用经学著述的资料和形式的同时，史家们也大都以经学为宗镜，将自己的史著视为经学的辅翼和解说。司马迁撰写《史记》，是要"窃比《春秋》"，以"继《春秋》"自任，自觉地继承和弘扬孔子的事业。他曾称述其父司马谈之语："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续《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当时武帝改元太初，又值孔子死后五百年，正是"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时代的再现。司马迁著史的理想和宗旨，于此表现得十分清楚。司马迁对六经有过全面论述，并屡屡加以颂赞，对《春秋》更是推崇备至："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方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28）他突破《史记》著述体例的限制，破格撰写了《孔子世家》，并称孔子为"至圣"，由衷地发出"高山仰止"的赞叹。实际上，他是要使自己成为第二个孔子，使《史记》成为第二部《春秋》。撰著《史记》时， 司马迁力求"折中于夫子"（29），贯彻了《春秋》褒贬精神，接受并宣传了儒家经学的思想理论，如大一统思想及天人感应论、历史循环论等。他还为孔子弟子及治经儒生立了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 使儒家经学在历史著述中占有了特殊地位。所以，梁启超说："太史公最通经学，最尊孔子。"（30）又说："其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31）也就是说，司马迁作史的首要目的，是要用深切著明的历史事实阐述《春秋》大义，为完善、巩固和发展封建社会形态，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也希望统治者注重史鉴、史教的作用，按照孔子和儒家经学的政治理想治理国家。当然，司马迁并没有简单停留在经学的思想与精神上，而是以其特有的史识、情趣和"良史之材"，"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使《史记》成为规模宏大，兼采众说，内容丰富的"实录"（32）。这种情况又使得《史记》表现出许多与经学相左甚至完全相悖的倾向。西汉前期，儒家经学受到重视，但黄老之学却是社会的主导思想。武帝至宣帝之时，最高统治者也未真正专用儒术，而是兼重刑名法术之学，用宣帝的话来说，就是"以霸王道杂之"（33）。《史记》的这些特点，亦是此种现象的曲折反映。
    元成以后，随着儒家经学完全独尊，史家们更自觉地依循其宗旨和标准进行历史著述。刘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34）。他本人也明确指出，自己撰《列女传》，是要"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35），换言之，就是要达到儒家经学正人伦、迪教化的政治目的。在《列女传》中，刘向又对《春秋》褒贬精神做了更贴切、更具体的发挥。他所设的7个类目（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及其次序的安排，本身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另外，从内容到形式，《列女传》终究是一部史家传记之书，《隋书·经籍志》以后各目录都将此书列入史部杂传类或传记类，而刘向在其创始，其子刘歆完成的《七略》中，却把此书与《新序》、《说苑》等一起列入诸子略儒家类，其旨在于显示此书的道德批判作用。总之，由于经学的独尊，史家独立的人格意识和认识模式没有了，经学成了史家认识历史、编写历史的思想原则，史学的地位降低了。
    社会各界特别是最高统治集团也把史学看得很低，认为它只是经学的附庸，史书同经书相比，颇不足观。《史记》成书后，并没有很快公之于众，直到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才得以公开传布。但要读到此书，仍非易事（其中有简策书写，流传不便的因素），对皇室成员来说亦是如此。成帝初年，东平王刘宇来朝，上疏求诸子著作及《史记》，权臣王凤劝成帝不许，让他对刘宇讲："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尽管王凤、成帝的真实想法是《史记》"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36），但于此也可看出官方对经史关系的态度，反映出史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