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春秋》之亡佚及其辑本
崔鸿《十六国春秋》是记载十六国史最系统的最早的一部专著。由于崔鸿的生活年代与十六国时期接近,能够看到十六国诸国一部分"国史"以及十六国、东晋和南北朝前期人所撰写的十六国史著作,言之有据;又由于崔鸿写作态度十分认真,虽受北魏正统思想影响,视十六国诸国为僭伪,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从"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来看①,书之客观。因此,《十六国春秋》的史料价值很高,不论是研究中国古代通史、断代史,还是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史,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很可惜,这部百卷本的巨著到北宋时已散佚了,使后人无法饱其眼福。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它的价值早为人们所重视,北宋以前的类书和有关著作广为征引,从而保存下来大量佚文,使后人还可以窥见其概貌。不过,这些佚文散见于群书之中,翻检费时费力,极不方便,为此,明朝人屠乔孙、清朝人汤球分别对其进行了辑佚工作,两种辑本流传至今,成为学者案头之书。然而两种辑本多有严重缺欠,特别是体例失当,不能尽称人意。因此,对两种辑本的优劣进行探讨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唐初修《晋书》和《十六国春秋》之亡佚 屠乔孙、汤球的《十六国春秋》辑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把唐初房玄龄等人所撰《晋书》之《载记》及其有关十六国人物传全部视为《十六国春秋》佚文,收进辑本之中。因此,评价和讨论屠乔孙、汤球《十六国春秋》辑本,必须首先研究唐初房玄龄等人所撰《晋书》与《十六国春秋》之间的关系。 唐太宗贞观初年,在全国大统一的情况下,为了长治久安,开设史馆,组织人力纂修前代史,主要是纂修北齐、北周、梁、陈、隋五代史,后来又重修晋史,即房玄龄等所撰《晋书》。在大一统和以史为鉴的思想指导下,《晋书》编写得很有特色,其中在内容上和体例上把晋史和十六国史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尤令人注目。 唐初修前代史的指导思想与唐初的正统观念有密切地联系。唐初把两晋、南朝、北朝同视为正统,而把十六国视为僭伪,所以唐初成书的《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和《南史》、《北史》均为南北朝各帝王立《本纪》,这与两晋、南北朝的正统观念大相径庭,例如:南北朝时,北称南为岛夷、僭伪,南称北为索虏,魏收的《魏书》和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都是如此。这种正统观念的差异,正是唐初大一统思想的反映。唐初统治集团出于北朝的关陇集团,与隋朝和北周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向前溯源,与北齐、北魏、十六国、西晋都有很密切的渊源关系,按常理,唐初的正统观念应是西晋→十六国→北魏→北周→隋。但是,十六国时北方诸国林立,不宜从中选出哪一个或哪几个为正统,而以整个十六国为正统,不仅是荒唐的,也与大一统思想相背离,所以唐初视十六国为僭伪;东晋承西晋之余绪,以东晋为正统也就顺理成章了。东晋既为正统,南朝的宋、齐、梁、陈与东晋一脉相承,自然南朝也为正统。特别是唐初统治者从大一统思想和长治久安思想出发,决不会完全排斥南方王、谢等侨姓与顾、陆、朱、张等土著世家大族,相反,由于自隋文帝灭陈至唐初统一南方不到40年,其间还有近10年的群雄割据,因此,为了巩固统一,唐初统治者对南方侨姓和土著世族的笼络是非常必要的,于是,遂形成了唐初的多正统观念。本来同一个历史时期应只有一个正统,多正统实际上是没有正统,因此,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晋书》正是在这种正统观念下完成的,而且在强烈的大一统思想指导下,使它在史籍编纂方面有突出的创见。 至唐初,晋史著作留传下来很多,有20家左右,号称18家。大致情形是,多出于私人撰述,不论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多不完整,或只记西晋,或只记东晋,甚至只记一二帝王,特别是对十六国史事多有失载。十六国史著作也留传下来不少,其中最有影响、卷帙最多的是北魏崔鸿撰《十六国春秋》,它属于十六国史的通史著作,其余多为"国别史",约有20种左右。晋史、十六国史著作的不统一与唐初大一统思想不合,因此,唐太宗在五代史已完成后,即命宰相房玄龄主持重修《晋书》。此点对了解《晋书》之体例与史源都是至关重要的。 唐初既以两晋为正统,《晋书》便为两晋各皇帝立本纪;以十六国为僭伪,遂为十六国帝王别立《载记》,附全书之后。《载记》并非房玄龄等人所发明,班固曾"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②其中平林、新市、公孙述事如同古之诸侯,可知班固的《载记》如同司马迁《史记》的《世家》。后来,《东观汉记》亦用《载记》之名。因此,房玄龄等人为十六国帝王立《载记》,不但史有前例,而且正与唐初大一统思想相合。当然,亦有例外,前凉张氏奉晋年号(除张祚外),"忠于晋室",所以房玄龄把张轨及其子孙视为晋臣,立为《张轨传》;又唐高祖李渊奉西凉建国者李暠为七世祖,故亦把西凉史事归入《载记》,而立为《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至于十六国臣子,凡诸国名臣皆为其立小传,附于有关帝王《载记》之后,如张宾附《石勒载记》之后,王猛附《苻坚载记》之后,等等;其余者,有的附于其先人传后,如后赵司徒石朴附于《石苞传》,后赵司徒裴宪附于《裴秀传》,后赵中书监卢谌附于《卢钦传》,后赵中书令刘群附于《刘琨传》等等;再其余者,则按其事迹分别于《孝友》、《忠义》、《良吏》、《儒林》、《隐逸》、《艺术》、《列女》等专传立传,如《儒林传》中有6人为十六国中人物,占《儒林传》人数的三分之一,甚至十六国帝王皇妃亦被收入专传中,如前赵刘聪刘皇后、前秦苻坚张妃、后燕慕容垂段皇后在《列女传》中皆有传。初步翻检,除《载记》中所附名臣小传外,在其他列传中共收入十六国人物50人左右。另外,《晋书》诸志中也都有十六国史星星点点内容,其中以《五行志》记载为多。这样,房玄龄等人就别具匠心地完成了把十六国史揉合在晋史之中的工作,使两晋与十六国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房玄龄的体例比陈寿撰《三国志》高明得多,陈寿生活在西晋,以曹魏为正统,视蜀汉、孙吴为僭伪,故仅为曹魏皇帝立《本纪》,汉、吴皇帝则立为《传》,但是,不过在形式上如此而已,实际上《三国志》是按魏、汉、吴三国史事把这一时期分成三部分进行写作的,在体例上并没有实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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