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通典》、《资治通鉴》之文，虽有取于崔氏之嫌，但决不能武断地视为崔氏之旧而补之。例如：《辑补》卷44《后燕录·慕容垂传》所记刘显事，夹注云："依《通鉴》约补。"考《资治通鉴》所记刘显事，本据《魏书·张兗传》、《刘库仁传附刘显传》写成。何以一定视为崔氏之旧而补之。此其二也。
    沈约《宋书》于崔鸿《十六国春秋》之先20余年，但《辑补》卷97《北凉录·沮渠茂虔传》竟依《宋书》卷98《氐胡传》补进沮渠茂虔向刘宋上表请求追谥其父沮渠蒙逊为武定王，及宋帝为此而下诏书事，长达350余字。岂有前者引用后者之事？斯不慎之尤者。此其三也。
    《辑补》虽注明引文出处，但一条材料数见者，往往随意合拼。此书彼书如何，无法判断。例如：《辑补》卷2《前赵录·刘渊传》记改元河瑞事云："汾水中得玉玺，高一寸二分，方四寸。文曰：有新保之，归元海。盖王莽时玺也。献者因增其渊海光三字，元海以为己瑞，大赦天下，改元河瑞。"夹注云："此节亦见《初学记》二十、《御览》六百八十二。"实际上，此节内容分别见于《晋书载记》、《太平御览》、《初学记》，其原文如下：
    汾水中得玉玺，文曰：有新保之。盖王莽时玺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为己瑞，大赦境内，改年河瑞。（《晋书·刘元海载记》）。
    汾水中得玉玺，大赦，改元。（《太平御览》卷129）。
    汾水中得玉玺。高一寸二分，方四寸。文曰：有新保之。盖王莽时玺也。献者因增深海光三字，渊以为己瑞，大赦。（《太平御览》卷682）。
    汾水中得玉玺，文曰：有新保之，归元海。盖王莽时玺也。献者因增加三字，元海因为己瑞，大赦天下，改年。（《初学记》卷20）。
    以上四条材料虽记同一事，内容简繁和字句则不尽相同，说明《载记》和类书使用《十六国春秋》时，都做了不同的删节或篡改，其中"泉海光"、"深海光"、"归元海"应作"渊海光"，唐人避讳"渊"字而改写。汤氏把此四条材料按己意糅合在一起，与其中任何一条都不相同，如此处理，虽注明引文出处，后人岂敢冒然为据！此种情形，全书比比皆是，如是体例，彼书此书原文如何？不得而知。又有归纳群书记载时失审，如"渊海光"与"归元海"本是一事，而汤氏视为二事，岂不贻误后人。此其四也。
    汤氏既攻《屠本》"无征无信，太乏剪裁"，而却不能改之。例如：《辑补》卷21《后赵录》所立裴宪、傅畅、石朴、卢谌、刘群等小传，皆取于《晋书》列传。裴宪等虽仕于后赵，居高位，但《晋书》所记载他们仕后赵之前事迹颇详，而仕后赵之事迹极略，崔氏之书岂能有此种列传？且卢谌表理刘琨事、温峤前后表事、晋成帝诏征刘群等事，当皆出于东晋国史，房玄龄等人必依有关晋史著作写入，实与《十六国春秋》无涉。因此，将裴宪等人《晋书》中之传视为崔氏之旧，岂不有"第务为夸多，凡关十六国者一概收入"之嫌。此其五也。
    至于一事两录，引用书名张冠李戴、卷数差误，屡有所见，虽为小疵，亦不得不慎也。
    总之，《辑补》在取材上，与《屠本》相较，虽有进步，不过小巫见大巫罢了。另外，《辑补》除使用《晋书载记》、《张轨传》、《凉武昭王李玄盛传》及《纂录》不注明出处外，引用他书皆注明出处，但无法判断彼书此书原文如何，实际使用价值甚微，只不过起了索引之功用而已。仅此两点，足证《辑补》不是一部较理想的《十六国春秋》辑本。至于《辑补》漏掉了一些《十六国春秋》佚文，在当时群书无索引的情况下，加之一个人能力有限，是很自然的现象，不必刻求，《辑补》如此，其他辑佚之作亦如此。
    或云汤氏之作名曰《辑补》，有辑，有补，因此对其"太乏剪裁"不必过于非难。其实不然，如一书系残本，又他书内容可补其残缺，补是非常必要的，例如：《魏书》、《北齐书》等唐朝中后期就有残缺，后人据《北史》及唐朝有关史钞将其补足，恢复一代史实之全貌，当然很必要。而《十六国春秋》属于亡佚，百卷巨帙，无一卷完整地传世，群书虽保留下来大量佚文，已是星星点点，无法连缀成篇；虽以《晋书载记》、《张轨传》、《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为基础，可以编辑成册，但《晋书》尚在，何必多此一举。另外，辑佚的目的是为了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和方便，《辑补》在这方面收效甚微。衡量一部辑佚作品优劣的标准，主要应以其使用价值来判断，决不能以"全"做为依据。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辑补》视为一种较好的《十六国春秋》辑本。至于学者普遍推崇《辑补》，不过因为汤氏是著名的辑佚大家，又专攻晋史、十六国史，而对《辑补》本身又多未进行研究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