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吴汝纶在日本教育考察的经纬
    “先生不得已于张公，则请往日本考察学制，以报其意，遂以壬寅五月东渡。”（注：姚永概：《吴挚甫先生行状》，《桐城吴先生文集》卷首，引自《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第445页。）吴汝纶一行，包括了大学堂提调官、浙江补用道荣勋（军机大臣荣禄的侄婿），大学堂提调官、兵部员外郎绍英等5名文武官吏和16名学生，随行者还有中岛裁之。
    吴汝纶一行于1902年6月9日从塘沽出发，20日到达长崎。在长崎，考察了高等中学校、医学堂等；去神户，考察了神户小学校、女学堂、御影师范学堂；到大阪，参观高等女学校、大学堂。
    吴汝纶一行在长崎、神户、大阪、京都的考察，只化了不到10天时间。此后主要集中在东京考察。首先，访问了东京大学，与该校总长、理学博士山川健次郎面谈，后由理科大学长箕作佳吉及数名教授引导参观法科讲堂、图书馆、物理实验室、动物解剖室等。再是访问大学堂、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华族女学校、徒弟学堂、盲哑学校、常磐小学校、富士见小学、东京市立师范学校、东京第一中学校、东京府女子师范学校、早稻田学堂等。据笔者统计，吴汝纶一行在东京访问过的学校多达25所以上。
    他们在东京的访问考察，主要是对学校制度的视察和调查。因此，一方面，除访问参观学校以外，还历访跟学校有关的官厅，如文部省、外务省、参谋本部等。在文部省从9月10日至10月7日的将近一个月内参加了19次“特别讲演”的听讲，其内容均是有关教育行政、教育大意、学校卫生、学校管理法、教学法、学校设备、日本学校沿革等。另一方面，历访学校领导、教育行政长官、教育名家以及政军界人物。依吴汝纶日记所记有：东京帝国大学总长山川健次郎、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文部大臣菊池大麓、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华族女学校长下田歌子、东亚同文会副会长长冈护美、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外务省总务部长珍田舍己、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参谋总长大山岩、教育家伊泽修二、宪政党总裁大隈重信、前文部大臣滨尾新、前文部大辅田中不二麿、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长井上哲次郎、枢密院顾问官副岛种臣、法务大臣清浦圭吾、政友会总裁伊藤博文等。此外，出于对近代日本国家的关注，还参观了议院、法院、警视厅、监狱以及造船和造币的工厂及各种会社、银行、电话局、邮局等等。
    笔者依据其日记统计，吴汝纶在日访问期间，先后到达的单位不下50个，持有会见者名片的也在百人以上。吴汝纶赴日考察受到日方的空前重视，不仅经常被邀出席招待会，还破例受到天皇的接见，记者采访、新闻报导也连续不断，他的一言一行随时被传录于报章杂志。
    吴汝纶一行在东京考察以后，经京都、神户，于10月22日（旧历9月21日）返抵上海。记录吴汝纶赴日教育考察详细经纬的，一是由在日访问期间日方各种报纸的编集成的《东游日报译编》，该书除了报道访日进程外，还有日方官员、学者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建议以及吴汝纶本人的教育改革设想；二是由吴汝纶在归国前写就并经日本三省堂书店出版（1902年10月17日）的访问报告书《东游丛录》。
    该书分为四部分：一、文部听讲，记述教育行政、教育大意、学校卫生、学校管理法、教授法、学校设备、学校教育沿革，并附欧美各国小学校学科课程；二，摘抄日记，起于5月15日至9月6日（阴历）；三，学校图表，如东京大学员数度支表、西京大学预算表、东京府立中学校学则课程度支成绩表、西京寻常中学校宿舍规则、东京市富士见小学校略图、私立女子职业学校概则、现行学校系统、高等学校预备科课程表等19幅；四、函札笔谈，收录了日户胜郎、望月兴三郎、胜浦鞆雄等来书，九州《日日新闻》、东京《日本新闻》等报的译文，以及与井上哲次郎、高木政胜等人的笔谈，与大学长山川健次郎、前文部大臣滨尾新、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等的谈片（由他人作的记录）等共28篇。
    吴汝纶撰著该书，其意十分明确，就是要将日本考察所得集录下来，呈管掌大臣在推行教育改革时“以备采择”。
    吴汝纶一行将近4个月的赴日教育考察，像他在给张百熙的信中所言：“辰承尊命，渡海东游，视察学制，居处三月有余，仍未得要领。”（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尺牍》卷四，第55页。）其实，吴汝纶视察日本以后的教育改革思想已基本上在这封信中表白出来了，其要点似可概括为：一，培养教员，“窃谓吾国开办学堂，苦乏教员”，“谓救急办法，惟有取我高材生教以西学，数年之闲便可得用。查日本初时，令各藩送士人入大学，谓之贡进生，意也如此。今所开师范学校适与符契，即明年开大学堂，恐仍须扼定此指”；二，普及基础教育，“欲令后起之士与外国人才竞美，则要由中小学校循序渐进，乃无欲速不达之患。而小学培养成大中学基本，乃是普及国人而尽教之，不入学者有罚。各国所以能强者，全赖有此”；三，统一语言，“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有省笔字，不可不仿办矣”；四，兴办实业学校，“若初办大学堂之专科，……政治法律之外，则矿山、铁道、税关、邮政数事为最急，海陆军法、炮工、船厂次之。此皆数年卒业即可应用者也”；五，废科举，“其尤要者，教育与政治有密切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尺牍》卷四，第55-59页。）
    那么，吴汝纶考察日本教育后的这些意见究竟对清末教育改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就得通过考察近代学制的建立过程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