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太平天国的“诏书”一词，一些专家学者作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和探讨（注：参见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第2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605-1606页；郭毅生著《太平天国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238页；史式著《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3-244页；史式著《太平天国词语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王庆成著《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24页。）。他们的观点和解释概括起来就是，认为诏书是太平天国某种级别或某种类型或某种性质的文书的名称。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毋庸讳言，这些观点和解释又是不全面的。长期以来，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忽视了一个太平天国文书机构--诏书衙的存在。《太平天国大辞典》、《太平天国词语汇释》都未有“诏书衙”条目；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虽提到“诏书衙”，但未展开研究；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增订本）、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对“诏书衙”稍有涉及，但不深入（注：参见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增订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42-143、440页；又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第143页。）；其他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者都很少注意到对诏书衙进行研究，由此导致了对“诏书”一词解释的不全面。
    史料关于诏书衙的记载较多，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涤浮道人《金陵杂记》、佚名《粤逆纪略》、胡恩燮《患难一家言》均有零星记载，而张德坚《贼情汇纂》的记载达8处之多（注：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7-58、67、101、114、126、127、247、328页。）。关于诏书衙成立的时间，《贼情汇纂》有粗略的表述：“伪地官副丞相黄再兴……辛亥二月升卒长，因开功折明晰，洪贼知其能写字，令入诏书衙编纂伪诏书。壬子十月在长沙，诏书编成，以功升左史，职同将军……”（注：《太平天国》第3册，第57-58页。）
    辛亥二月洪秀全令黄再兴进入诏书衙编纂太平天国诏书，这一历史事实可以表明，诏书衙基本上是一个文书机构，“辛亥二月”即1851年3月时已经存在。因此，它的成立时间起码不晚于1851年3月。此时当属太平军移营大湟江口时期。这一时期，太平军先后取得了牛排岭之役的胜利和灵湖大捷（或称三里圩大捷）的战绩，洪秀全趁灵湖大捷之机，在武宣东乡“登极”（注：饶任坤等：《天国兴亡》，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洪秀全为鼓励太平军将士英勇杀敌，从一开始就要求各军记载将士在作战中的表现，作为日后论功行赏的依据，为此洪秀全还于1851年11月17日特地颁布了《令各军记功记罪诏》（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页。）黄再兴身为卒长，负有此责，他可能就是在记载这些战斗中立功人员的表现时得到洪秀全的赏识，并被派入诏书衙编纂诏书的。论者或谓，太平天国不可能如此之早就成立了诏书衙之类的文书机构。笔者以为，黄再兴的升职历程并非孤证。太平天国的另一文书机构--诏命衙成立也较早，甚至在诏书衙成立之前，可为旁证。何震川的升职历程即证明了这一点：《贼情汇纂》载，“伪夏官正丞相何震川……初为广西诸生，曾应北闱乡试。庚戌年洪逆倡乱，被胁入伙，一家二十二口，失散殆尽，仅剩一弟一侄，并震川三人。初封副典诏命，职同将军，掌缮写伪谕。”（注：《太平天国》第3册，第59-60页。）这则资料中两次出现“初”字，从资料的前后文来看，“初封副典诏命”之“初”当指庚戌年即1850年何震川参加起义之“初”，也就是说，有可能在1850年洪秀全等人就成立了以典诏命为负责人的诏命衙。由此可见，诏书衙和诏命衙都属于成立较早的文书机构，它们是为洪秀全等人开展宣传活动服务的。在辛亥二月以前，洪秀全等人有两次重大的政治活动，即金田起义和东乡登极，诏书衙极有可能就成立于这两次重大的政治活动之时。因为，一方面，这两次重大的政治活动都意味着洪秀全地位和身份的变化，而成立诏书衙之类的文书机构，是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的；另一方面，伴随这两次重大政治活动而来的必然是大量的文书工作和宣传活动，成立这些文书机构也是太平天国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需要。
    诏书衙在成立以后随太平军转战各地，并在洪秀全左右从事文书工作。1851年3月至1852年12月，黄再兴就在诏书衙，随太平军从武宣转战到长沙，并一直编纂诏书。不仅如此，诏书衙还随太平军从长沙转战到南京。据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载，诏书衙到南京后设在慧圆庵（注：参见《太平天国》第4册，第618页。）。因此，太平天国确实存在着诏书衙这一文书机构。
    按太平天国文书机构的命名原则，文书机构及其负责人的官职，都是以其所从事的工作来命名的。如通赞之于通赞衙，引赞之于引赞衙，承宣之于承宣衙，典诏命之于诏命衙，典镌刻之于镌刻衙，左史之于左史衙，右史之于右史衙，提报之于提报衙，疏附之于疏附衙，等等（注：参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37页。）。因此，根据诏书衙确实存在这一历史事实，我们有理由认为，诏书不仅是太平天国的一种文书名称，而且也是太平天国的一种文书官职，诏书即为诏书衙的负责人。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载：“不肯作诏书，文人之名无其徒；不肯当圣兵，武人之徒无其名。”（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732页。）这首乐府诗至少表明诏书与圣兵一样，是某种职业或身份，而不止是太平天国的文书名称。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在记载太平天国官职和机构时，将诏书紧接在正副典诏命之后，对两者的介绍内容都可分为对应的三部分：正副典诏命和诏书的任职者来源、职能范围及其衙门所在地。很显然，诏书和正副典诏命一样，是一种文书官职（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618页。）。《金陵杂记》还进一步记载：“（在丞相、检点、指挥）以下又有将军侍卫等伪职，而侍卫伪名甚多，按照干支节气称立名目，故伪侍卫之职，计有六七十人，皆居洪逆巢穴前后……其余仍有伪典诏命正副各一人，伪诏书、伪宣诏、伪国医、伪朝仪、伪引赞、伪通赞、伪绣锦各名目。”（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612页。）这就更明白无误地确认，诏书和其他官职一样，属于太平天国的一种朝内官职。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也有类似的记载：“天贼伪府，有伪侍卫九十六名，亦能带兵，职同伪检点……伪左右史，伪侍臣，均职同伪检点，伪朝仪，伪诏书，伪诏命，均职同伪指挥。”（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657页。）不仅如此，谢介鹤还记录了一些担任包括诏书在内的重要文书官职的具体人物，如殿前诏书傅少阶和胡仁魁、诏命刘盛培、殿前左史赖汉光、殿前右史邓辅廷，等等（注：参见《太平天国》第4册，第677页。）。由谢介鹤的记载可知，诏书的官品为职同指挥，它和诏命、左史、右史一样，都是直接为天王服务的朝内文书职官，故可前加“殿前”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