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吴汝纶在日本考察报告书《东游丛录》中不仅有28幅图表，而且还有“译教育法规中建筑准则”、“早川译中学设备一则”、“早川译学校清洁法”等，对学校校址的选择、校舍规格、教室要求、学生坐椅以及灯光和黑板的亮度及角度、清洁卫生要求等都有明确详尽的叙述。《学务纲要》中专有“各学堂建造须合规制”的款项，规定“外省大小各学堂，建造屋宇均宜求合规式，方能有益。查各国学堂，其布置之格局，讲堂斋舍，员役之室，化验之所，体操之院，实验之场，诵读之几凳，容积尺寸，光线之明暗，坐次之远近，屋舍联属之次序，皆有规制。一为益于卫生，二为便于讲习，三为便于稽察约束，皆系考验阅历多年而后审定者。凡游历外国者，固已亲见其规模式样。近来日本专绘印有学堂图，尤可取资模仿。若限于地势经费者，原可酌量变动。但其有关系处，万不可失其本意。虽不师其形，要必师其法。”（注：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10月，第217-218页。）显然，吴汝纶的考察报告是被详加采纳的。
    以上就是有关吴汝纶赴日考察对清末两个学制设立的影响的简要叙述。然而，笔者认为，清末两个学制的设立，正如张百熙、张之洞所言，“数月以来，臣等互相讨论，虚表商榷，并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名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注：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97页。）他们所说的“博考外国……”，当然不只是指吴汝纶、罗振玉的考察意见了，因为清末赴日教育考察是相当频繁的。
    从1898年至1903年，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派遣乃至自费赴日考察且有考察成果出版的，约在15次以上，人数多达65人，出版的著作也近20部。另外，上述同时期内，尚有管学大臣孙家鼐所遣监察御史李盛铎、湖广总督张之洞所遣湖北道台朱滋泽、山东巡抚周馥派遣补用知府李凤年、湖北巡抚端方所遣看操委员统带忠全营、四川总督岑春煊所遣翰林院编修胡俊等人赴日考察。据笔者统计，尽管他们没有成果出版，但无论是人数抑或次数均超过了前者，即19次、108人。（注：据汪婉《清末中国对日视察者一览》的统计，《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の研究》（附录），第3-13页。）无疑，他们的考察也不会对学制改革没有影响。
    笔者所以要稍微详尽地列举上述两类赴日教育考察的情况，意在说明清末所制订的两个学制均是在充分考察日本教育后制订的，故不必过分地拘泥于究竟是依据了谁的考察而编订成的。当然，吴汝纶考察所写的《东游丛录》被认为是“介绍日本教育制度的书籍中最为详细的。……共计410页的该书，近半数即用190页的纸幅介绍了日本教育制度的所有方面。若称它为日本各种学校的‘指南’或‘便览’也决不过分”。（注：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视察》，第194-195页。）固然，它会对两个学制的设定有直接影响。同样，也该承认罗振玉所说“保存国粹”的意见对张之洞制订学制的影响；此外，他所主持编辑的《教育世界》杂志，从1901年至1903年间共出版了45卷，其中介绍得非常具体的各类学校的大纲、规则、文部省法令等，也成为两个学制制订的一个重要的参考讯息来源。
    迄今，对于吴汝纶赴日教育考察，有两个问题还没有引起研究者们的充分注意：一是对留学生的关心和理解问题；二是聘请日本教习问题。
    吴汝纶到日本访问，也关心留日学生。他到东京后不久，“至成城学校，遍阅中国留学诸生，各以数语勉励之”。（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日记》（教育），莲池书社印，1929年5月，第28页。）吴汝纶访日期间，驻日公使蔡钧拒绝承诺为钮瑷等9名私费生作入成城学校的担保，激起了以吴敬恒为代表的留学生的抗议，并有27名留日学生集会于公使馆，要求与公使面谈，而公使不予会面，反而在晚上让日本警察拘留了吴敬恒、孙揆均二人。虽次日释放，但被处以强制送返国内，吴敬恒自杀未遂。吴汝纶日记所记：“吾目见此变，一筹莫展，愤慨无极。”（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日记》（教育），莲池书社印，1929年5月，第31页。）吴汝纶日记中竟有8天的日记中论及此事。他与10余个学生相谈，也跟蔡公使反目，并与日本外务省官员等交涉。他作为清政府派出的官员，因与蔡公使不同调而受到蔡的轻蔑。事件随着蔡的职务更迭终算解决，9名留学生获得了入成城学校的许可。此后，吴汝纶多次与日本外务省政务局山座圆次郎、外务部长珍田舍己交谈，“告以私费生有益于国，望外务部爱惜保护，以振鄙国新机。”（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日记》（教育），莲池书社印，1929年5月，第32页。）对珍田舍己曰：“吾请其官、私学生皆一律待遇。”（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日记》（教育），莲池书社印，1929年5月，第33页。）并对学生事件辩解说：“至学生与政府反对实无其事，若欲明其来历则近来学生会馆有干事，若五人保一人，决无他虑，且我学生中私费生皆有余之家、开化之土，岂有学归谋反者乎！此可请放心也。”（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日记》（教育），莲池书社印，1929年5月，第33页。）又言：“缘吾国财力支绌，官生不能多送，私费生不用国家资给，正当奖励招徕。若一有阻滞，实于国维新有碍，所关甚钜。”（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日记》（教育），莲池书社印，1929年5月，第33页。）以上寥寥数语，足见吴汝纶对留日学生的关心、同情和支持，以及对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意义的认识。
    清末聘请日本教习来中国任教，虽有1896年京师同文馆聘用杉几太郎，1898年杭州创办蚕学馆也聘请了日本教习，但当时并没有明文规定和形成制度。清政府正式向日本提出招聘教习是在吴汝纶访日期间，且吴汝纶作出了不少的努力。他一方面对日本政府官员、教育家进行交谈，要求日本选派教员到中国来任职。这也正合日本之意。如日户胜郎给吴汝纶的信中曰：“养成教员者，是教育上最先最大之急务也。……文相之意，方今之际，鄙国虽乏干济之材力，然欲为清国送良教员，正在妙选未定，又不日期应阁下之质问，予有所审虑碎心，待面谈吐胸中之见。”（注：吴汝纶：《东游丛录》（函札笔谈），东京三省堂，1902年10月，第1-2页。）在与日本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的交谈中，辻氏谈及聘请外国教员，如若“始基之不慎，贻害於后学者匪浅。日本明治初年，迭受此种弊害，愿贵国勿复蹈此也。”他还直接向吴汝纶提出：“窃拟募集鄙国师范生之卒业者，授以贵国历史地理，并告以风俗人情，及通行之语言。此假鄙国人士，养成贵国教员者也。”（注：吴汝纶：《东游丛录》（函札笔谈），东京三省堂，1902年10月，第86-87页。）由他所主持的帝国教育会专门设立了“清国派遣教员养成所”，负责训练来中国的教员。另一方面，吴汝纶又去信张百熙，推荐日本教员来中国任教。如推荐服部、岩谷两人来中国任教，还介绍湖南留日学生范景生为之作翻译。（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尺牍》卷四，第59页。）从此，清政府聘请日本教习成为定例。因此，也有人称清末教育改革为“日本教习时代”。（注：增田史郎亮：《清末の教育にぁたぇた日本の影响》，载：多贺秋五郎：《近代ァツァ教育史研究》（下卷），1975年3月，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