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汉武帝拓展疆域，施威德于四方，不能一味视为扩张掠夺。汉武帝是位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他之前800年，就有周穆王的"西巡狩"，他不可能不知道， 要在他的手里开发西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说，即使没有汉欲向西域寻求帮手来对付匈奴这一背景，汉武帝在有生之年也会向西拓展。他在两关以东地区向南、北、东、东南各个方向的拓展就是明证。
    感德并施，文武并用，是历代统治者的老手段，汉武帝也是如此。汉武帝遣张骞两使西域，是他"德"和"文"的运用。张骞首使西域没有说通大月氏出兵，在外交上是失败的，但归来后拜为太中大夫，再封博望侯。再使西域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来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但张骞又没有完成使命；回到长安，却能位列九卿。不难看出，汉武帝对张骞的封赏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张骞初使西域，取得了汉朝和西域诸国的联系，使汉武帝为开通西域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张骞再使西域，"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抒罙及诸旁国"。"因令窥汉，知其广大"。这在汉武帝看来，这是比乌孙内迁还要重要的外交成果。
    汉武帝从《易经》得到"神马当从西北来"的启示，他要把他的影响扩展到他认为的西北的极限。乌孙马固然不错，但还不够西北，便夺去乌孙马"天马"的封号，而加之于更西北的大宛马的身上。有关专家认为，乌孙马和大宛马都是今天的哈萨克马种，二马的优劣相去不远。纵使已过2000年，马种的变化也不会太大。由此可见，汉武帝求马只是表面意义，实则是在西域提高大汉王朝的声望。宛马的后边，"使者相望于道"，是汉武帝的真正目的。自此，西城各国，各族纷纷派遣子弟入汉廷为质，汉朝已认为西域各国各族都接受自己管辖了。
    为方便西域古道上来往的使者们，汉武帝设立使者校尉率领士卒在轮台、渠犁一带屯田，为使者补充给养。这实际上是西域都护最早的雏形。在汉武帝看来，这比军事上和大月氏结盟，招引乌孙东迁更为重要。那张骞的封侯拜爵，也就理所当然了。
    在司马迁的眼中，汉武帝以几十万汉军的生命和巨大的财力，换回了几十匹不能满足于军事而只能满足武帝的享乐和虚荣的善马。实际并非如此。大宛认为他们的贰师马是宝马，汉使给多少钱都不肯出手。他们把贰师马看成他们国家的象征，是不许他人问鼎的。汉武帝也是这样来看贰师马的，只要得到贰师马，是攻不下贰师城，也是李广利出师的胜利；就意味着大宛已经臣服。汉武帝求马之心切，也就是迫切地在有生之年扩大影响于西域。所以他不考虑蝗灾灾情的大小，急于宣德威于西域。他给军事失利的李广利下一道不准入关的死命令也是这种心理的反映。这是汉武帝"威"和"武"手段的运用。
    司马迁认为的"妄言无行之徒"的"汉使"们，其实都是"贫家子"。他们"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这帮子人实际是商队，是一批"官倒"，因家贫而求使去冒险。汉武帝觉得只要"官倒"们能宣扬国威，对他们的"私其利"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
    我们看到，汉武帝在西域扩大政治影响，辅之于军事行动，成功地开发了我国的大西北。司马迁反对挑起战争，后世的善良的人们也都反对不义之战，但这只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在古代，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开发祖国大西北的过程中，战争是历史的必然。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多民族国家，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民族之间曾经不断地进行过攻伐、掠夺、奴役，同时民族之间也曾互相依附、吸收、融合。通过这两种关系的前进，锻炼成了我们统一的中华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任何时期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没有必要为封建帝王大唱赞歌，但汉武帝对西域的经营，为我们今天各民族大团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种功绩，是司马迁始料不及的。"历史是历史家笔下的历史"，司马迁也只是"成一家之言"。"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对两关以西的地土和民族，眼光较浅，认识不足，这也无法苛求于这位太史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