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说"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黑格尔这段话，把作为人的最高本质--理性，无异于代替了作为万物之源的天之性，"理性是世界的共性"不仅十分深刻，而且也体现了作为万物之源的天之性所给于人的启迪。千百年来，具有纯粹至美的理性的人，总是不断地以自己的思维深入到自然、社会的实质，从而有主客相通的理性认识，有真思想（13）。对于宇宙最高本质的开端问题的探索，岂能脱离理性思维的考察！对于这个问题的考察，自然需要集众多的科学家付出久远的、艰巨的劳动，才有可能！"那隐蔽着的宇宙本质自身并没有力量足以抗拒求知的勇气。对于勇毅的求知者。它只能揭开它的秘密，将它的财富和奥妙公开给他，让他享受"（14）。
    二
    理性与思维，都是在不断地实践中，才能得到提高。作为一个能思考的人，去探索客观事物，照理应当力求准确，但其实并不尽然。尤其是对历史上的问题，丝毫不能歪曲颠倒。如果歪曲颠倒了，那末，作为思维核心的理性，就会使你再行探索，务必做到力求准确而后已。当然，思维功能，有深浅高低之不同，但这并不重要，只要自己努力，就会有所提高。黑格尔说过"在哲学里，最要紧的，就是对每一思想都必须充分准确地把握住，而决不容许有空泛和不确定之处。"（15）哲学是一门对自然、社会、思维发展规律进行高度概括、抽象的科学。黑格尔这段话，对社会历史的研究者来说，自然是个很好的借鉴。我们对历史的每个阶段，就得以理性思维对重要历史人物，重要历史事件，以及重要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关系，进行辩证思维的考察，抽象出最一般的关系来，把一切空泛的、随意性的东西，全部去掉，历史就是在真实的、进步的思想指导下而产生的如火如荼、可歌可泣、与规律互相交融的一个个光圈。
    四十多年来，随着时代的前进，我总把历史文献、马恩名著，交替而读，感受颇深。
    回忆三十年代中，我在北京念书时，耳濡目染，无非考据。考据之学，在历史科学中自有它应有的地位。上乘考据之学，决不仅仅接触到事物的外部，有的也多少深入到事物的内部，但总不能抽象出事物内部本质的普遍性。所以然者，因为考据学家不能从某个阶段的众多事物如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等等关系中，"找出最内部的秘密，它们的隐藏着的基础。"（16）理性是人的最高本质，它具有正义感、是非感，因此，凡具有这样性质的人必然使自己的主观思维，能深入于客观的本质，显现出思想的光芒（17）！回顾我自己，五十余年来，就是在勤奋读书思考中，来得到我的乐趣的。
    1938年我自北大史学系毕业后，教了两年中学，就到四川大学历史系任讲师，讲授中国通史。课余之暇，潜心研读史书，也读了不少东西学者有关中西交通史的论著。看了这些论著，总觉得论著谈的，大都是关于古代印度佛教艺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固有艺术相交融、而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佛教艺术，却很少谈到佛教习俗和中国儒教习俗相交融的奇异风俗。于是以此为缝隙，开始了我的研究生涯。我之所以以此为缝隙，因为那时我想把隋唐五代史作为治史的一个重要段落。《新唐书》卷195《孝友传》序："唐时陈藏器著《本草拾遗》， 谓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间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进"。《旧五代史》卷3 《太祖纪》开平元年（907年）："诸道多奏军人百姓割股，清齐河朔尤多，帝曰，此若因心，亦足为孝；但苟免徭役，自残肌肤，欲以庇身，何能疗疾，并宜止绝。"又卷22《杨师厚传》："承前河朔之俗，上元比屋夜游。"见了这几条史料，就引起我的注意，以为很可能与印度佛教寓言有关。为了追本溯源，索性把正史的浏览，从史记开始，一直往下看到《宋史》，并旁涉诸子、释典、笔记小说，专事搜集与印度寓言有关的史料，用毛笔缮写，凡十五万字，1946年写了一篇《和印度佛教寓言有关的两件唐代风俗》。这两件风俗，就是割股、燃灯。可写的当不止这两件，还有扫墓、纸鸢也很可写、当时只想放到以后再写，无奈十年浩劫，所辑资料荡然无存！至于其他自史记至宋史、宋会要食货稿以及通鉴、通典、通考、全唐文等重要文献中所摘录的史料，幸存者仅十之二三！
    史料的被抄，虽感怅怅，但并不认为我的学术生涯，从此完结。为什么？因为自念浩劫以前，我已认真地、刻苦地读过一遍《资本论》，也读过马恩的某些名著，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已稍有一定的理性思维了，过去所摘录的史料，觉得并无多大深度。1972年起，我开始为工农兵学生上课，于是再次温读《资本论》，再次温读历史文献，再次摘录我的史料。我的理性思维也随之加深，对隋唐五代这段历史来说吧，不管如何错综复杂，而我总严格要求自己细心地去找出它的内在规律。
    比如从魏孝文帝太和九年至唐玄宗开天之际，从开天之际到南宋之末这两个阶段而论，都要找出各自的内在规律。现在先说第一个阶段，自拓拔珪天兴年间（398--405年）到拓拔宏太和九年的八十余年之间，正是北部中国农民起义连绵不绝的时期，以此为基础，遂有世族地主所有制的开始变革，国家政权的开始检括浮客，均田府兵制的出现，《魏书》卷7高祖纪下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四月庚午"发州郡兵二十万人，限八月中旬集悬瓠"，这显然是具有国家性质的军队。凡此等等，归根结底，根源于私家佃农人身依附关系的开始减轻。再说第二个阶段，《旧唐书》卷97《张说传》："时（开元十年即722年）当番卫士，浸以贫弱，逃亡略尽，说又建策，请一切招募强壮，令其宿卫，……逋逃者必争来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一十三万人……其后{K1D301.JPG}骑是也。"《唐六典》卷5， 开元二十五年赦："自今以后，诸军镇量闲剧利害，置兵防健儿，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住边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人赖其利，中外获安，是后州郡之间，永无征发之役矣。"根据这两条史料，那末，开元十年、二十五年作为府兵的卫士、边兵，已由征发变为招募；而所以招募，因卫士、边兵，大多逃亡，而所以逃亡，因供应他们衣食的农家，不胜贫弱，也在纷纷逃亡，遂使府兵、均田相继解体。兵役的消失，对于编户、客户的生产力，不啻是一大解放，从而出现开天的盛况。当此之时，唐玄宗却不知励精图治，但沉湎声色，把边兵的招募，权归节帅，遂有河朔之乱和藩镇的割据。租庸调之法已坏，遂有两税法的创设。凡此种种，归根结底，由于世族所有制向庶族所有制的转变，或者说，是私家佃家人身依附关系的普遍或相对减轻。象这样作为每个阶段的最一般关系，必须尽心竭力地去探索。否则，很难解释历史的新故交替，因为每一现象，都包含着这个最一般的关系，而历史也只能停留在"外在的集结，外在的次序"（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