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曾在西方名噪一时，本世纪四十年代初，几个中国学者首先向国内介绍了这种理论，并以此为依据对中外历史文化，现实政治大发议论，形成颇有影响的“战国策派”，从而在现代政治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留下引人注目的一页。对此派人物的是非功过，现代政治思想史的教科书早有定论，本文仅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考察一下他们是如何接受和应用“文化形态史观”的。①
    一、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有关文化形态学的论述
    文化形态史观又称为历史形态学，它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人类历史，比较各个文化体系的异同，从中归纳出共通的形态和模式。该学说的始作俑者是德国的哲学家斯宾格勒。1917年12月，斯宾格勒抛出《西方的没落》一书，对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发起了猛烈评击，以一种全新的体系重新评估世界历史。他从文化的角度来立论，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有八种自成一体的文化，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玛雅文化、伊斯兰文化及西欧文化。每一种文化都犹如生命的有机体，必然要经历兴衰盛亡的生命周期。在斯宾格勒看来，前七种文化已经死亡或僵化，西欧文化同样在劫难逃。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点，他把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指出人类历史表现为若干种不相同的文明，各大文明都要经历发生、成长、崩解和死亡五个阶段。他用古希腊罗马的历史特征来构造其文化演变的模式，认为希腊世界在文化上属于同一体系，各城邦的公民具有文化上的认同感，在政治上则处于分裂状态，各邦国之间竞争激烈，战乱频仍。竞争固然能激发人的创造力，促进了文明的繁荣，但战争愈演愈烈，对社会的破坏也日益严重。罗马的统一带来了和平与秩序，暂时延缓了文明崩溃的进程，但统一的代价也极其昂贵：连年征战已使各城邦国力虚耗，在大一统帝国僵死的制度下，人们生机勃勃的创造性受到窒息，整个社会逐渐失去活力，大一统帝国也势必难以维持长治久安的局面。少数当权者依靠武力来加强统治，导致国内人民离心离德，对毗邻的蛮国也失去了吸引力，前者形成内部无产者，后者成为外部无产者，帝国处于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的窘境。内部无产者从外来的宗教思想中获得灵感，创立高级宗教--基督教，在精神上独树一帜。随着基督教势力的上升，整个社会和外来的蛮族都皈依了基督教，大一统教会便应运而生。蛮族的入侵给予日薄西山的帝国以最后的一击，帝国的垮台标志希腊文明的衰亡。汤因比由此得出结论，各大文明在衰落期无不经历大一统帝国、大一统教会、蛮族入侵这样的过程。显然，汤因比的研究重心放在文明的衰亡期。
    汤因比在理论上与斯宾格勒是一脉相承的，但汤因比反对斯宾格勒的宿命论，认为文明的灭亡并非命中注定的，强调人的精神自决可以左右历史的进程，摆脱文明灭亡的厄运。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理论在西方曾引起很大的反响。
    二、战国策派的“史论”与“时论”
    所谓“战国策派”，主要由西南联大的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组成。1940年到1941年间，他们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1941年底又在重庆的《大公报》上辟出《战国》副刊，他们在这些报刊上系统介绍了“文化形态史观”，鼓吹“战国时代重演”论，时人称之为“战国策派”。事实上，在此之前，雷海宗已在清华大学刊物《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系列以文化形态史观为指导思想的论文，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名为《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1946年，大东书局出版了林同济、雷海宗的论文集《文化形态史观》。他们的这些言论在思想界引起了争议。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正是抗战的严峻时期，战国策派公然宣称：“抗战是一个有力量的伟大现实，它一面赋予我们以一个建设学术的机会，一面也派定我们以一个建设学术的责任。”②而要建设学术，“其中尤堪参照的，我认为是‘历史形态学’。”③因此，他们刻意以历史形态史观为历史研究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林同济表示，斯宾格勒用这种方法写出了《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也是这方法的另一种应用结果。战国策派则要借用这种学说，来使国人“再建起‘战国七雄’时的意识和立场，一方面来重新策定我们内在外在的各种方针，一方面来仔细评量我们二千年来的祖传文化！”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