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几点启示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著书立说显然是为西方文明的命运担心，并企图开出治世良方。而形态历史学在中国的传人所忧虑的则是中国文化的存亡，芦沟桥的炮声使这种紧近感更为强烈。“人类的大道所趋，竟已落于日本的蛮横行为来迫着我们作最后的决定--不能伟大，便是灭亡。我们更不得再抱着中庸情态，泰然抚须，高唱那不强不弱、不文不武的偷懒国家生涯。”（16）在战国策派看来，当今世界的文化形态已步入你死我活、竞争激烈的“战国时代”，中国文化却依然处于大一统帝国不死不活的局面，这是岌岌可危的事实。“中国文化的发展，早已错过了它的战国阶段而悠悠度过了二千多年的‘大一统’意识生活。我们中国人的一般思想立场，无形中已渗透了所谓‘大同’局面下‘缓带轻裘’、‘雍雍熙熙’的懒散态度。直到今天，我们还不免时时刻刻高提着‘大一统’时代的眼光来评量审定‘大战国’的种种价值。这点恐怕是我们最大的危险。”（17）他们之所以大声疾呼建立“战国”意识，一个共同的动机，就是感到“目前中国所基本缺乏的乃是活力--个人缺乏活力，民族缺乏活力，我们倘可以提供些活力的鼓舞？”（18）而“业已完成大一统阶段的古老中国文化，是否还有可能性摆脱一切‘颓萎’色彩而卷土重来再创出一个壮烈的、活泼的、更丰富的体系？”（19）这正是他们试图回答的问题。
    以雷海宗为例，他畅谈中国文化之两周，其着眼点却在于如何建设第三周中国文化。他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正如父母年迈，使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年迈的双亲依然健在，惧的是脆弱的椿萱不知何时会忽然折断。我们能有他人所未曾有的第二周（文化）已是‘得天独厚’。我们是不是能创出尤其未闻的新纪录，去建设一个第三周（文化）的伟局？”（20）
    为了创造这“第三周文化”，雷海宗还写了《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中国的元首》、《中国的家庭》等文章，雷并不讳言这些史学论文无不带有现实的针对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兵可说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家族可说是社会的基本问题，元首可说是政治的基本问题。三个问题若都能圆满地解决，建国运动就必可成功，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实现。”（21）
    由此可见，在战国策派那里，史论即时论，历史与现实是二位一体的，他们用形态史观来研究历史，于是就有“中国的文化二周论”，他们用历史来比较现实，于是就有了“战国时代重演论”。在“战国”的大前提下，民治政体必须让路，更“不能有个人之硬挺挺的自由自在，也不能有阶级之乱纷纷争权夺利”（22），而要将“国内一切的一切置于这大事业（战争）的最高总驭之下。”（23）林同济甚至说“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民族至上，国家至上”，“这些原则原来不只是应付目前抗战局面而产生，实在是配合全世界主潮而制定的。”（24）这样，战国策派的史论也自然变成了政论，且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恰恰迎合了蒋介石借抗战之名加强其独裁统治的企图，为专制政权制造了学理上的根据，也就理所当然地要受到进步学者的严正批判，指责他们是为法西斯的侵略和统治张目。无独有偶，当年，在西方也有人攻击汤因比是为希特勒的侵略制造理论根据，尽管事实未必如此。（25）战国策派与其理论鼻祖受到相同的指责，这是否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呢？林、雷等人欲借“文化形态史观”来“经”当今之世，为中国所“用”，结果却落得个“法西斯买办文人”的骂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也是咎由自取，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经世致用的抱负，但主观的“致用”往往造成客观的“被利用”，这也是林、雷等人的悲剧所在。
    文化形态说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历史，自有其可取之处，但它往往只抓住历史的一些表面现象进行类比。斯宾格勒、汤因比的著作往往给人一种博大思精、气势逼人的感觉，但细读一下就会发现博大有余而精深不足，思想的深刻性与唯物史观是不可同日而言的。战国策派将文化形态说视为考古察今的不二法门，对唯物史观根本不屑一顾，他们食洋不化，机械套用西方观点。如“战国时代重演论”并非他们的发明，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早就说过，“我们的西欧--美国世界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间，也面临这种‘战国’的命运。”（26）汤因比也有类似的看法。战国策派对文化发展的几个阶段的划分及其特征描述，也与汤因比的观点大同小异。汤因比曾把大乘佛教作为古代中国文明与远东文明的媒介，认为中国文明至魏晋便趋于崩解，隋唐以后中国历史要纳入远东文明的体系。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二周论”显然就是这一观点的翻版。当他们用这种理论来考察世界政治之时，其结论则更为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