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周文化起自公元383年， 此后中国文化不再是当初的纯粹华夏族的古典中国文化，五胡乱华，印度佛教的巨大影响，使中国文化发生极大的变化，成为“胡汉混合、梵华同代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中国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以说个性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了重要的地位。”（12）他将第二期文化也分为五个时期：
    （1）南北朝、隋唐五代，公元383--960年；
    （2）宋代，公元960--1279年；
    （3）元明，公元1279--1528年；
    （4）晚明盛清，公元1528--1839年；
    （5）清末、中华民国，公元1839年以下。
    他说明第二周的时代之所以以朝代命名，盖因这一千五百多年历史在政治社会方面没有质的变化，大体只是沿袭秦汉的制度而已。一治一乱，一分一合，只是循环不已的单调游戏，改朝换代的平淡故事，“大致可说是汉史的循环发展”（13）。近百年来，西学东渐，第二周中国文化已受到震荡，看来气数将尽，中国还能不能再创第三周文化呢？这正是战国策派研究历史的目的所在。
    “谈古”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论今”，史论即政论本是中国史学的一大特色，而战国策派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1940年4月，林同济在《战国策》创刊号上发表《战国时代的重演》一文， 集中表述该派人物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可称为战国策派的宣言书。他认为当今世界的形态恰如中国二千年前的战国时代：“现时代的意义是什么呢？干脆又干脆，曰在‘战’一个字。如果我们应用比较历史学的眼光来占断这个赫赫当头的时代，我们不禁要拍案举手而呼道，这乃是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14）
    林将战国时代的特征归纳为三点：第一，“战为中心”。即“战”不仅是该时代最严峻的事实，而且要成为一切主要社会行动的标准和大前提。第二，“战成全体”。即全体战成为时代的核心，成为民族的至上需求，民治政体如有碍于全体战，民治必须取消。第三，“战在歼灭”，此时战争的目的并非打败对方，而在于消灭对方，独霸世界。
    他进而提出三点看法。首先，不是伟大就是灭亡，即不能战的国家就不能存在。其次，左右倾各派的争论意义全消，也就是说要停止一切意识形态方面的论争，建设道地的“战国式”国家，完成国家主义。再次，中国人必须改变传统的懒散态度，建立“战国意识”，所谓“大同可以为我们最后的理想‘战国’必须是我们下手的作风。”“总而言之，‘战’与‘国’两字必须是我们此后一切思维与行动的中心目标。”（15）
    雷海宗的《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中外的春秋时代》、《外交：春秋与战国》，陈铨的《政治理想与理想政治》，何永佶的《龙虎斗》、《论国力政治》等文章均表述了类似的观点。他们此唱彼和，一时颇惹世人注目，也自然形成了所谓的“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