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让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是如何重新评价历史的。
    林同济将文化的演进划分成封建、列国、大一统国三个阶段。雷海宗则将其分为五个阶段，即封建时代、贵族化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政治破裂和文化灭亡的末世。⑤虽然一个分为三段，一个划为五段，实质上大同小异，汤因比历史模式的痕迹在这里显而易见。雷的前两个阶段等于林的封建阶段，雷之对二阶段，相当于林的大一统帝国阶段。他们归纳出每一阶段的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对“列国阶段”或谓“帝国主义阶段”的评析，显然是他们的重点所在。
    林同济认为，在列国阶段出现两大潮流，一曰“个性的焕发”，一为“国命的整合”。“个性潮流”表现为庶人入仕、民众入伍、商人活跃、宗教信仰放任等等，百家争鸣则是这股潮流的象征。“国命潮流”的具体形态表现为政权集中、宗教统一、经济干涉、国教创立，思想渐趋定于一尊。
    个性潮流代表“创造冲动”，国命潮流代表“秩序要求”。在列国阶段的前期，个性潮流略占上风，国命潮流则后来居上，事实上国命潮流始终是这个阶段的主题。
    林同济套用中国历史名词，又将列国阶段的前期称为春秋，后期称为战国。春秋时期，贵族遗风犹存，个性得到张扬，文化的发展趋于顶峰。战国时期则一切以“战”为中心，贵族传统荡然无存，文化开始走下坡路了，用雷海宗的话来描述，“经过短期间思想自由的阶段之后，焚书坑儒一类的办法渐为常事。与国家政策不合的文字，对于当权者不利的文人学士，轻则被弃、被逐，重则被毁、被戮。在思想方面，这是一个回光返照的时代。短期之间，百家争鸣在表面上似乎非常热闹，但思想趋于派别化，伟大的创造思想并不多见。最后连派别化的思想也趋于消沉，只剩下毫无中心见解的杂家，东拼西凑的光写许多杂乱无章的大书。”⑥社会也就步入了大一统的阶段。在大一统阶段，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太平”。文化陷入一种与时俱增、无法自拔的“倦态”，“不求向上升高，不求向外膨胀，焚香祷祝，只求天下无事”。⑦文明也就陷入僵化，走进了死胡同。
    林、雷对历史文化的论述显然受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影响，林同济自己也承认，“我和雷先生的这些文字，多少是根据于形态历史观的立场而写作的”，⑧“应用这种方法而有卓著成绩的恐怕是雷海宗先生，他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小书，国人应为注意。”⑨因此，林同济将雷海宗称为“中国学界中第一位形态历史家”。⑩
    雷海宗在《中国文化的两周》一文中，首先从历史分期着手，批驳了传统的上古、中古、近代三段论世界历史划分法。他指出这种分期法乃一元的直线历史观，而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多元的，用三段论来划分世界历史显然与世界历史不符，而将这种分期法搬来限定中国历史则更为荒唐。他用埃及文化、希腊罗马文化、欧洲文化作为例证，来阐述他的形态历史观，进而指出：“一切过去伟大文化都曾经过一度的发展、兴盛、衰败，而最后灭亡，唯一的例外是中国。”（11）从而提出中国文化独具二周的观点。
    雷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界，将中国历史分为二大段。他认为383年之前纯粹是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黄河流域为政治文化的重心，外来的血统与文化的地位无足轻重。他将这段时期称为“古典的中国”，又按照他的形态史观将这第一周文化细分为五个时代：
    （1）封建时代，公元前1300年--前473年；
    （2）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前473年；
    （3）战国时代，公元前473年--前221年；
    （4）帝国时代，公元前221年--公元88年；
    （5）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公元88年--3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