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学术史上，陈寅恪的历史研究与文化史研究无疑具有独树一帜的地位，这固然是由陈氏在此两个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所决定的，同时更取决于陈氏以其“文化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开辟了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路。陈寅恪在《陈垣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学术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合今日史学之真谛。”①如果说民族文化的衰颓、世界思潮的激荡以其深刻展示二十世纪的学术趋势而构成“文化历史主义”的现实动因，那么，清除清代经学式的史学旧染、探寻新的史学方法则可视为“文化历史主义”的逻辑起点。现在对这位学术巨匠进行总体评判也许为时尚早，因此，本文仅从二十世纪初的学术背景上就其“文化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作一整体通观。
    一、文化历史主义与“新史学”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西史学领域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其总体特征是传统史学的衰颓和新的史学原则的崛起，其直接表现就是几乎同时兴起于中西史学领域的新史学运动。文化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史学原则，一开始便与这一变革结下不解之缘，因此，考察这一学术背景，对于本文展开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十九世纪中叶，统治中西史学领域的是以资料考据为中心的实证或科学的历史主义。在西方，将这种原则推至完备的是德国的“兰克学派”，而对这种原则的反动始自兰克的学生、瑞士文化史学家雅克布·布克哈特。布克哈特率先倡导历史研究中的文化主义，这种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所撰写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以及《希腊文化史》两部著作中。此后，卡兰·兰普勒希特以其《文化史的方法》一书在德国掀起了新史学运动；新史学派在美国的出现则可视为这一运动的后期实绩，其以1912年鲁滨逊的《新史学》出版为标志。新史学运动以及新史学派，究其实质是主张历史研究与文化史研究的统一及在此基础上重新解释过去的历史。巴恩斯说：“‘新史学’传统地被解释为一种表达历史的方法，它试图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对文明历史的总体进行重建。”②这段话集中概括了新史学派的理论实质，其一，历史被解释为“最广泛意义上的”“文明历史的总体”；其二，历史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重新解释历史的过程。关于前者，它渊于布克哈特所倡导的历史研究的整体原则，鲁滨逊进一步阐述了这一原则，在他们看来，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均是历史的范畴。鲁滨逊指出：“从广义来说，一切有关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的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比如瑟利地方的石斧和今天早晨的报纸，都是史料的来源。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③科林伍德对“历史”范畴的概括显得简明扼要。他认为“历史是关于res gestae［活动事迹］的科学，即企图回答人类在过去的所做所为的问题。”④新史学这种广阔的视野显然不能只作为史料学意义上的理解，它实际上是对以政治史为核心的传统史学的反动。关于后者，布克哈特写道：“我们的任务是对历史进行希腊式的思考和观察，并努力理解活跃于希腊生活中的创造性和破坏性的活力。我们必须历史地从基本特征中来考察希腊人，而不是诉诸叙述。”⑤狄尔泰也认为，所谓的文献与资料，只是为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心灵中复活原来所产生出它们来的那些精神活动提供机缘”。而“真正的历史知识乃是对其自己的对象的一种内部经验”⑥。这种思想直接启导了科林伍德“历史即思想的自我认识”这一全新的史学观念。至此，西方新史学运动从观念到方法上完成了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史学领域也发生了急剧的变革。以考据为核心的乾嘉学派经道光至同光时期激烈的社会变迁已呈衰落之势，“经世致用”的思想得以大盛，学术研究中的微言大义的发挥，逐渐取代了名物训诂与考证，经学领域公羊学派的兴起，成了社会改革思想的先声，史学领域随之发生变革。到了本世纪初，这一变革以疑古为起点，以否定乾嘉朴学之考据、倡导宋学为基本内容，它既是对经学氛围中传统史学的反动，同时也是对世界史学思潮的呼应。1902年，梁启超出版了《新史学》一书，提出了“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⑦的进化论史观。他说，历史“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在他看来，近代史学的变革主要表现为“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而“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⑧。伴随着整理国故而兴起的疑古之风，尤其是二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派，明确高举重建古史的旗帜，在他们看来，一部上古史实际上乃为诸种偶像的拼凑，具体地说，帝系为种族的偶像，王制为政治的偶像，道统是伦理的偶像，经学则是学术的偶像。古史辨派就是要打破这些偶像，廓清上古史的本来面目。他们大量地吸取乾嘉学派的考据成果，但同时也大量推翻乾嘉学者所得出的结论，将晚清以来的史学变革推至高潮。顾颉刚对王国维等的评论，可视作二十世纪初中国新史学所取得的实绩。他说，“他们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材料，博洽的论辨，这是以前史学家所梦得不到的，他们正为我们开辟了一条研究的大路”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