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文化本位论与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原则而盛行于近现代的“中体西用”论具有多大程度上的联系，是弄清陈氏文化本位论渊源的重要问题，这里有必要作一些探讨。“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原则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及学术界的流变有一个过程。具体地说，早期的“中体西用”是针对“制造或政治制度”而言，后来流变为“思想之争”。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之前这段时期，凡主张引进西学者，无论是初期的开明派、中期的洋务派以及后期的维新派，尽管他们思想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都是在维护华夏“道统”的前提下办洋务、倡西学的。如果说，“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原则在早期以其打破和改变“中体中用”的落后格局而具有无可争辩的积极意义，那么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至五四运动前后，这种建构原则则以其维护“中体”之背离时代潮流而成为反动的观念，受到思想界的猛烈抨击（48）。陈寅恪自述其学术渊源时称：“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这段话屡被引证，视作陈氏持“中体西用”观念的主要依据，如果此说成立，则陈寅恪大可划归思想保守甚至反动的遗老一类，他的文化本位论也就可以作为思想范畴而直接被解释为“中国文化本位论”，近人吴宓就持此种观点（49）。这是一种缺乏分析的说法。曾国藩、张之洞是清洋务运动的中坚人物，他们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所谓的“中体西用”，比较起来，张氏提倡“中体西用”重在“西用”，即吸收西方技术以兴办实业。但他同时强调“方今中华，诚非雄强，然百姓尚自能安其业者，由朝廷之法维系之也。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50）这就与曾国藩强调“中体西用”却重在“中体”的思想合流了。陈氏提及此两人更多地是由于家世渊源上的关系，其祖父陈宝箴很受曾国藩器重，张之洞对陈宝箴亦有知遇之恩（51）。陈并没有照搬曾、张之“中体西用”，他在文中用“近乎”似可作如是观。事实上，陈氏对于“中体西用”论是具有分析的眼光的，他曾论及清末言变法之西派，一为郭嵩焘之“颂美西法”；再则康有为之“托古变法”，他认为康之变法与郭之“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而对康之“托古改制”，他是持贬斥态度的，“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也”（52）。其家承郭嵩焘之“颂美西法”不言自明。
    必须指出，所谓的“中体西用”对于陈氏来说基本上属于思想渊源范畴，而在他的著述中从未正面提及这一概念，就是证明。二十世纪初尤其是五四前后，中西文化之争可称得上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中体西用”已趋末流，而主张全盘西化成为新潮。但是进入三十年代，作为社会思想的“全盘西化”既缺乏实践性品格，也就无奢谈之必要了。事实上，如果说“全盘西化”在彻底扫荡“中体西用”的旧观念时具有积极的一面，那么，在“中体西用”被彻底唾弃以后，所谓的“全盘西化”向人们所展示的更多的则是其消极的一面，已无任何新意可言了。而从思想文化建设的角度看，“全盘西化”的主张尤其需要反拨和修正，因此陈寅恪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53）在“中体西用”论消歇、“全盘西化”论之弊日渐暴露的三十年代，主张“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以建设新的思想文化系统，它既抗击了“中体西用”必然导向的保守狭隘的中国文化本位，同时也抗击了“全盘西化”必然导向的西方文化本位。这就是作为陈寅恪文化历史主义范畴的“文化本位论”的深刻之处。
    四、“解释文句”与“讨论问题”
    二十世纪中国的新史学主要建立在对传统史学尤其清代经学式史学批判的基础之上，这一点我们在前文有所提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清代史学的批判实际上构成了陈氏文化历史主义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