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料入手提出问题并加以推论，是陈寅恪文化历史主义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关于这种方法，陈氏在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有详细的论述，他说：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63）
    “同情”就是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与梁启超所说的“推得其情态”同义，也就是章学诚提出的“圆而神”（64）。实际上是强调史家的主观思考、想象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它并不是违背历史主义原则的纯逻辑、纯概念的方法，它显然蕴含着从具体历史时代入手的史学意识，这与阿克顿的“要研究问题，不要研究时代”将主观意识极端化的史学原则截然不同。事实上，片面强调历史的解释，必然忽视原始材料，历史变成缺乏时代因素的“问题”的组合。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无非都是当代史，“历史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即，在其基本形式上--是用判断、即个别与普遍的不可分割的综合来表达的。”（65）在科林伍德那里，历史即是研究主体心灵中“重演”的历史，将阿克顿以来的新史学观念发展至极端，这种抛开时代的绝对的相对主义史学观念，虽然极大地震撼了传统的实证史学，但其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与此相比较，根植于传统史学的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新史学派，其关于史学观念的持论则要公允得多。梁启超之于历史材料、历史时代的重视自不待言，古史辨派也是从具体时代入手讨论问题的，顾颉刚说：“我的唯一的宗旨，是要依据各时代的时势来解释各时代传说的古史。”（66）他们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尤其是考古及民俗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新古史观。“解释文句”就是重视材料，而对材料的重视就是对历史时代的重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达到“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陈寅恪提倡“同情”的态度，甚至认为在具体研究中“神游冥想”，以补充历史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之不足，但从根本上说乃是“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67）但是他也深察这种方法容易导致走向另一种极端，他指出：“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68）这种治史方法虽然是对乾嘉学风的反动，但同时又趋于王学的末流，它与陈寅恪倡导的从材料入手讨论问题的文化历史主义史学原则显然是相悖的。
    综观陈氏的学术研究不难看出，历史与文化史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这种统一不但使史学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展，同时也兆示着一种新的史学原则的崛起，具体地说，就是既强调时代，又强调问题，既重视原始材料的考订，又重视推证与论辨的文化历史主义史学原则。这种史学原则的建构，是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交替的文化背景上对东西、古今史学思想进行批判的理论产物，陈寅恪的学术史地位，正是由此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