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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二战结束后，四国重新划定在世界各地的势力范围； 第五，日、德、意、苏齐心协力共同，共同阻止美国参战； 第六，德、意共同牵制苏联，一旦苏联进攻日本，德、意应对苏联开战； 第七，日本参加欧洲战争时，德、意不与日本敌国单独缔结协定。 以上就是日本针对德国的“里宾特洛甫腹案”所制定的“四国同盟”构想及交涉方针。松冈洋右就是在“里宾特洛甫腹案”及日本联席会议所确定的方针基础上，于1941年3月访问柏林和莫斯科。但是，当松冈到达欧洲后，苏、德关系已经发生微妙变化。希特勒在同苏联进行多次会谈后，都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于是，便秘密制定了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 三、《日苏中立条约》：“四国同盟”构想的畸变 松冈洋右抵达柏林后，对德国对苏联的态度变化已经有所觉察。于是，松冈便从德国回国的途中，再次达到莫斯科，就日苏中立条约的缔结问题同莫洛托夫、斯大林进行秘密会谈。于是，“四国同盟”构想开始向日苏双边关系转化。对于苏联而言，之所以同意同日本就双边关系进行谈判，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废除日本在北库页岛的开采石油及煤炭及渔业权，并驱逐日本在苏联领海的势力；第二、归还被日本占领的南库页岛区域，这是苏联同日本进行双边谈判的前提条件；第三、解决被日本所控制的千岛群岛通航问题；第四、解决从“满洲”到苏联边境同日本的紧张局势[12]。 而苏联事先由于得到了松冈访问欧洲的情报，便开始就日苏的谈判进行缜密的准备。1941年4月，松冈从欧洲返回到达莫斯科。4月7日、9日、11日，松冈同莫洛托夫进行会谈。在这三次会谈中，主要是围绕着北库页岛日本的渔业、煤炭和石油的开采等权利问题而展开。在这些问题上，莫洛托夫的态度极其强硬，坚决要将日本在北库页岛的各项权利予以废除。而松冈则想在上述权利方面予以保留。于是，莫洛托夫同松冈的谈判陷入僵局。 4月12日，松冈同斯大林进行会谈。这次会谈，松冈提出五个问题：一是日本虽然同德国存在同盟条约关系，但是日本不会成为苏联军事行动自由的障碍，如果苏联和德国之间发生冲突时，日本将采取仲裁者的身份，因为日本和苏联两国间领土接壤，日本期待同苏联友好关系；二是日本解决同苏联关系所必要的是不要拘于小节，而应该从亚洲及世界的总体战略进行考虑，像库页岛这样的小岛不应该成为日苏关系障碍，如果从大局着眼，苏联应该将目光放在印度洋的暖洋地域，而日本则确信决定未来亚洲命运的将是日苏两国；三是将亚洲从盎格鲁萨克森（这里指的是英美的势力）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对于这样的课题必须要不拘于小节而在大的问题上进行协力；四是日本对华所发动的战争并未是对中国国民而战，而是为了从中国将盎格鲁萨克森势力驱逐出去，蒋介石政权作为英美资本在华统治的附庸，是为了英美的资本同日本进行战争，日本将要从中国把英美的势力驱逐出去；五是日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同苏联联起手来，将英美的势力彻底从亚洲驱逐出去[13]。以上是松冈同斯大林进行会谈时所提出的问题，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日本同苏联缔结条约的最终目的是要把英美势力从亚洲驱逐出去，这也是日本最终确立“南进”战略的最终目的。 斯大林所触及的一个非常重要问题是苏联加入三国军事同盟问题。他指出，苏联所面临大的问题是同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相互协力问题，原则上苏联是同意加入三国同盟的，关于这个问题在莫洛托夫访问柏林就三国同盟成为四国同盟进行讨论时，已经向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进行了说明。但是希特勒现在已经不需要从外部的军事援助。基于此，四国条约的最大问题是苏联的协力问题，所以，苏联仅就日苏的中立条约进行会谈。 斯大林同松冈就日苏中立条约进行交涉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围绕中国问题所展开的角逐，这也是日苏谈判的中心问题。松冈再三强调苏联应该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并要求把英美的势力从中国驱逐出去。可以说，日苏以中立条约为基础所进行的交涉实质是具有反华的性质。 最后，日本同苏联于1941年4月13日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日苏中立条约》缔结后的两个月，德国对苏联开战。由此，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打上了终止符。而日本对德国的同盟政策也发生了微妙变化，苏德战争也成了考验日本和德军事同盟关系的试金石。 以上是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的大体过程，从其构想的交涉的过程和目的来看，日德意苏“四国同盟”其本身就不具有可行性。 首先，日德意苏四国自身对外侵略扩张和领土的要求具有不可调和性，这是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最终未实现的根本原因。德国同日本订立军事同盟的目的，是以期借助日本的力量在亚太地区牵制英法美等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制定“四国同盟交涉案”的最终目标，是期望通过“四国同盟”协定牵制苏联，使苏联放弃在巴尔干半地区的权益。但是，从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时就已经把苏联的意向表达得很清楚，苏联参加日德军事同盟的前提条件是德国必须放弃在巴尔干地区的各项特权，并且要求德国承认苏联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建立军事基地的权益。而对于对日本来说，之所以敢于退出国联和世界裁军条约，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其最终目的是企图利用德国的力量，使日本能够继续享有在西伯利亚地区开采石油、煤、铁等特权，然而，苏联参加三国军事同盟的前提条件则是要日本必须放弃在上述地区的权益。 其次，日本企图借助日德军事同盟力量，达到在亚太地区驱逐英美等国殖民地势力的构想本身就不具有现实性，这是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最终无法实现的主要原因。英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殖民统治势力是比较牢固的，英美两国之间随时都可以进行联合起来，保护彼此在亚太地区的权益。并且，从英美两国在亚太地区所拥有的强大的海军实力来看，日德所构建的军事同盟还尚未达到把英美军事力量彻底打垮的势力。因为从华盛顿会议到1935年伦敦海军会议的召开，日本海军实力都未真正实现同美英保持相同的比例。关于这一点，日本的预计与估量与现实可能性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一段距离的。 再次，从日本、德国和苏联和就“四国同盟”构想进行交涉的目的来看，日本同德国订立军事同盟的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扩政策，这种同盟条约的结盟基础是无限膨胀的对外侵略扩张欲望。当苏联提出要废除日本在库页岛的各项权和在华利益作为加入三国军事同盟的条件时，日本便以种种理由予以搪塞，而德国在这个问题上更是表现出丝毫不让的气势。 综上所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为了实现独霸中国和亚太地区的侵略扩张政策，冒险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最终退出了国联和世界裁军条约，同德国订立了“防共协定”和军事同盟，希望利用日德军事同盟的力量，最终实现日德意苏“四国同盟”，并期望借助日德意苏“四国同盟”力量压制美国，迫使美国放弃参战，达到在亚太地区把英美势力驱逐的目的，实现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但是，由于日、德、苏三国最终在各自的对外存利益需求根本无法达到调和，德国首先放弃了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的磋商。但是，由于第二次近卫内阁已经把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的最终目标定为实现“南进战略”，于是松冈在从欧洲回国的途中再次访问莫斯科，迅速同苏联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这样，使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由最初的多边关系向日苏双边关系嬗递。可以说，《日苏中立条约》最终成了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的一个畸变。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和德国在结盟过程中始终考虑各自的利益得失，“正是这种结盟中的‘竞争’和‘对抗意识’，使日德之间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军事联合作战”。任何以侵略和扩张为目的的结盟都是“不虔诚的同盟”[14]。这也充分说明，“帝国主义间的‘合作’是暂时的，而竞争、对抗才是永恒的原则”[2]107。 注释： ①目前在国内外学界中，关于“四国同盟”的表述形式并不统一。徐勇在《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中将其称为“四国协商”；三宅正树在《斯大林、希特勒与日苏德意联合构想》将其称为“四国联合”；而清水良三（《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的崩溃》）、尾上正男（《日德意苏四国同盟问题》）等则将其称为“四国同盟”。笔者通过对日本原始档案资料的梳理，以及对当时日、德、苏三国交涉过程的分析，认为“四国同盟”这一称谓更符合当时历史原貌。 ②所谓的“薄墨外交”论是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对德所提倡的外交思想。有田认为从国际形势上来看，在对德结盟问题上应该像画山水画那样，最初要用“薄墨”去处理，后来以便于修改，主张最初应该同德国缔结“模糊协定”。 ③在国内，对“陶德曼调停”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很多，笔者就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归纳如下：张北根在《1933-1941年的中德关系》中指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加大了对德“压力”，并以退出“防共协定”相要挟，要求德国站在日本立场对侵华战争进行调停（《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何兰在《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及其在日德关系中的地位》中指出，“陶德曼调停”是德国在远东对华和对日政策发生改变的一个转折点（《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王同起在《陶德曼调停始末》中指出，德国之所以“调停”中日战争，是由于德国为了在远东达到利用日本防苏和遏制英国的目的（《历史教学》2000年第10期）；陈仁霞在《陶德曼调停新论》中，利用德国和中华的原始档案资料，翔实考证了“陶德曼调停”的全过程，从而论证中、德、日三角关系的角逐过程（《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夏忠敏在《试析德国在“陶德曼调停”中的亲日倾向》中指出，“陶德曼调停”是德国在远东由“中立政策”向亲日政策转换的重要标志（《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雷国山在《关于“陶德曼调停”研究的几个遗留问题》中，从蒋介石拒绝日本“和谈”原因、日本加重“和谈”砝码和日本“新条件”出笼过程入手详细分析“陶德曼调停”过程变化特点（《江海学刊》2005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鹿島平和研究所。日本外交史（第21卷），日独伊同盟·日ソ中立条约[M].東京：鹿島平和研究出版会，1973. [2]武向平。1936-1941年日本对德政策及其影响[J].世界历史，2010（1）。 [3]松冈洋右。興亞の大業[A].日本外務省档案（缩微胶卷）WT7号[Z].藏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馆。 [4]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Z].荻窪会談覚書。東京：原書房，1978. [5]日本外務省。日独伊三国同盟条約締結要绿[A].日本外交文書·日独伊三国同盟関係？{書集[Z].東京：外務省，2005. [6]清水良三。日独伊ソ四国同盟構想の崩壊[J].国士館大学政経論叢（14卷），1971（6）：42-43. [7]義井博。日独伊ソ四国協商構想の起源[J].西洋史学（90卷），1973（8）。 [8]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档案。日独伊三国同盟回顧（B04013490800）[A].日独伊三国同盟条约関係一件（三） B-0062[Z].外務大臣官房文書課，1953. [9][意]加莱阿佐·齐亚诺。齐亚诺日记1939-1943[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14-215. [10]豊田穣。松岡洋右--悲劇の外交官（上）[M].東京：新潮社，1979：40. [11]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档案。リッペントロップ腹案，B02032959700[Z].東京：外務省外交史料馆，1941：176-177. [12]日本参谋本部。杉山メモ--大本營·政府連絡会議筆記（上）[M].東京：原書房，1967：5. [13]ボリス·スラウヴィンスキ一。考証日ソ中立条约--公開されたロシア外務省機密文書[M].東京：岩波書店，1996：115-116. [14]宋保军。“不虔诚的同盟”：16世纪法土同盟的建立及其影响[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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