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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宗教文化论的理论价值 （一）它深化了人们对宗教本质、结构和社会功能的认识 第一，宗教文化论取代了宗教鸦片论，成为新时期宗教本质论的中国式表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有益于人们摆脱苏联理论模式的消极影响，体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精义和“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战略要求。这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一次思想解放和理论认知的质的飞跃，提升了对宗教本质的认识高度和广度。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它的以超世信仰为特征的文化性乃是其本质属性。宗教的政治性是次生的间接性，宗教的产生直接源于人生困境而非政治的需要，但可以为政治所利用。宗教的虚幻性是它本质内容的特殊表现形式，而在神灵世界幻想下潜藏的支配人们命运的人间异己力量才是它真实的本质。因此，以往有人认为宗教是阶级压迫的思想工具和宗教是反科学的颠倒的世界观，都不是宗教的深层本质，它的文化性，尤其是其中的心灵疗慰、道德劝善和审美境界，乃是宗教的真正内核。 第二，宗教文化论取代了以往对宗教平面化的认知，展示了宗教的立体化结构。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宗教，其超世的信仰无疑是它根本的特征和力量所在，共同的超世信仰把宗教与非宗教文化区别开来，又把不同身份、民族、职业、地域的人们凝聚在同一教内。但现实的宗教又不限于精神层面，它还有信教群体和宗教活动，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延伸。王雷泉在 20 世纪提出“佛教三层圈”说，即精神层圈、社会层圈、文化层圈。我则提出“宗教四层次”说，即宗教信仰（核心教义），宗教理论（经典、神学、戒律等），宗教实体（信众、教职人员、场所、教团经济与活动），宗教文化（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艺术等）。四层次的逻辑关系是由内向外展开，内层辐射外层，外层包纳内层，而宗教文化的外延最为广泛，与整个社会文化交错互渗。因此宗教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力量，它还是一种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只有考察文化，才能全方位认识宗教。 第三，宗教文化论打破以往仅从阶级斗争看宗教社会作用的单一视角，展示出宗教社会功能的广阔领域，如它的安身立命功能、心理调适功能、神道设教功能、公益慈善功能、文艺创传功能、民族认同功能、民俗导动功能、文化交流功能等，它的社会功能是复杂多态的。宗教的社会功能有正负两重性，仅就其文化功能而言，历史上正功能大于负功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的正功能，尤其文化正功能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负功能易于減弱和化解。从宗教方面说，宗教已有的经典、教义、教派、文化传统和成果，在与现实社会互动中继续发挥作用；各种宗教教团、人士和信教群体依据社会给他们提供的生存环境和自身的表现，在不同时空发挥着不同作用，这些都要做具体分析。 （二）（二）它推动了宗教文化学研究，丰富了宗教史和文化史的内容 宗教文化论加强了人们对宗教与文化相互关系的认识，拓展了宗教学研究领域，使宗教研究更深地融入整个社会历史文化研究之中；又深化了人们对人类文化世俗性与神圣性对立统一的理解，可以更有力地解释宗教现象与文化事象。在西方，兴起了宗教文化学，它是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文化哲学、文化史学、民俗学、文艺学等学科在宗教与文化关系问题上的交叉与综合。宗教文化论推动了中国宗教文化学的建立，它的轮廓正在日益明朗。 宗教文化论使宗教史和文化史研究形成综合、交错的架构，从而包纳了更多的人类精神文明成果，使研究空间日益扩大，学术道路越走越宽广。它能帮助人们更全面地认识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史与基督教史血肉相连。作为基督教经典的《圣经》，它本身就是文化典籍，包纳了地中海周边各民族早期的神话、传说、历史、伦理、律法、文学、民俗等历史记载，乃是古代欧洲、北非文化的重要文献。《圣经》描绘的伊甸园成为西方人向往的人类理想乐园。欧美文学史有基督教的深刻印记，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浮士德》，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小说，无不浸润着基督教的精神。西方的音乐、诗歌、绘画、雕塑、建筑艺术，更有鲜明的基督教色调和风格，至今以其高超的审美价值所形成的巨大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地人们前来观赏参访。西方哲学史，以古希腊罗马哲学为开端，经过中世纪经院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法国启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到西方现代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都交织着希腊人本主义与基督教神本主义之间相互的批评、借鉴、吸收和超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无神论是在他深刻阐释基督教的本质的基础之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宗教（主要是基督教）之后并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之后创立的。在社会伦理方面，基督教的“十诚”，如敬拜上帝、孝敬父母、不杀人、不偷盗、不妄证、不贪他人财物等是古代欧洲社会普遍性道德准则。韦伯认为，加尔文教新教伦理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力量。现代西方社会，虽然世俗文化大潮滚滚，而维系社会道德的力量主要来自基督教传统，主要道德信条有：尽心爱上帝；爱人如己；你们愿意人怎么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爱邻舍如同自己；互相宽恕；要公平和公义等。西方是法律诉讼发达的社会，基督教的不作伪证成为人们特别看重的公共生活规则。 宗教文化论更能帮助我们准确把握中华文化的特色。中华文化生态模式是多元通和：人文理性与宗教神道并存，而以人道为本，以神道为辅；本土信仰与外来宗教共处，而以敬天法祖为基础；儒、佛、道为核心，其中以儒为主、佛道为辅，同时容纳各种宗教，承载各民族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彼此吸收，和平共生。中国宗教具有强烈的文化性，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走着哲理化、伦理化、艺术化的道路，其活动重心不在政治、经济，而在社会文化，特别致力于社会道德生活、民俗文化和文学艺术创造。中国文化史，从原始时期自发神秘的氏族文化，经过夏商周三代的敬天尊祖的宗法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文化、秦汉时期的学教并立的礼义文化，到中古时期的儒、佛、道为主的多元文化，直到近现代的中西交汇中的变革文化，哲学与宗教、人本与神本始终交织在一起，而以彼此接近、互补为主流。儒家文化是伦理型的人学，保留着天命神道的价值根源，主要在人生哲学、政治文化、道德教化等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它吸收了道家的“道论”和佛学的“佛性”“法界”说，而发展出心学和理学，增强了超越精神。佛教以非政治的文化形态传入中国，又努力与中华文化相结合，吸收了儒学的入世、中和精神，和道家的虚静、无为思想，在哲学、语言、文学、艺术领域有非凡成就和广泛影响。道家和道教是哲学与宗教的文化联合体，不即不离，相互为用，又吸收儒家的伦理思想和佛家的“定慧”智慧，形成生命炼养之道，在哲学、美学、养生、民俗等领域有自己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儒、佛、道三教合流，在哲学发展上推出 3 个理论高峰：佛教禅学、儒家道学和道教内丹学；在诗歌创作上出现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在小说作品上产生出《金瓶梅》《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经典著作，皆蕴含着三教的精神、话语、人物、情节。佛、道二教的语言极大地丰富了汉语。如来自佛教的用语有：世界、实际、觉悟、刹那、因缘、烦恼、解脱、众生、平等、相对、绝对、清规戒律、功德无量、皆大欢喜等。如来自道教的用语有：存想、解除、腾云驾雾、点石成金、八仙过海、返老还童、脱胎换骨等，上述话语已融入人们日常生活。宗教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宗教文化论的现实意义 （一）它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说：“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发展繁荣中的积极作用。”宗教文化论就是要阐明宗教的文化属性与文化功能，有益于全社会更好地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更自觉地发挥宗教促进文化发展繁荣的积极作用。 宗教界信仰的宗教教义与社会主义者的唯物主义哲学在性质上不同，应当互相尊重，只求政治方向之同。但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却能相互交叉，可以充实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特别在致善和审美领域，彼此能够吸收的元素是很多的。宗教信仰局限在教徒范围，而宗教文化却属于整个社会。宗教文化论拉近了宗教与整个社会的距离，找到了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更多的领域和渠道。宗教文化论便于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予宗教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使之成为全民的财富，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提升综合国力、改善民生发挥积极作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爱国守法是政治基础，更大量的工作是引导宗教在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例如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助学、助残、助医、恤孤、养老、救灾、济贫等；进行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展宗教典籍整理与研究，推动宗教文学、诗歌、雕塑、建筑、绘画、音乐、舞蹈、戏曲等文化资源的研究开发，都可以大有作为，这就打开了引导工作和发挥宗教积极作用的广阔思路，也有助于改变宗教界人士热衷于追求政治地位和职权的偏向，引导他们把精力用在教务和文化建设上。宗教道德以“神道设教”的方式惩恶劝善，在民众尚不能普遍接受唯物主义世界观而有各种宗教信仰的情况下，能够配合社会主义教育，使信教者内心有效保持道德善念，约束社会行为，减少犯罪，抵制拜金主义和物欲泛滥，改良社会风尚，有益社会稳定有序，在宗教信徒聚居地区尤其如此。宗教的心理安抚功能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心理疾病增多的情况下可以发挥化解烦恼、缓解焦虑、调整心态的作用，其人生哲理、养生文化有益于身心健康。宗教皆重生态保护，有关智慧与资源应予发掘并引导宗教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宗教场所有极大审美价值，往往积藏深厚、与优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共同构成艺术胜地，成为旅游观光、陶冶性情的地方，是发展文化旅游的重要资源。在对外文化交流和民间外交方面，宗教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发扬历史上的玄奘精神、鉴真精神、丘处机精神，取经送法，推动文明对话。已经举办的两届世界佛教论坛（“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和谐世界，众缘和合”）与一届国际道德经论坛（“和谐世界，以道相通”），取得很大成功，向世界传达了和平的信息，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影响。二是运用宗教文化渠道，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通过佛教文化加强中、日、韩、越及东南亚诸国之间的友谊，通过伊斯兰文化加强中国与穆斯林各国的合作，通过基督教文化加强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沟通和理解，这方面的潜力有待进一步发掘。海峡两岸的和解与最终和平统一，大力开展传统文化交往，增强文化中华共同体的内聚力，是必要的基础性工作，其中敬天法祖的祭祀文化、佛教道教文化以及妈祖文化，都可以起重要作用。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十六字真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可以成为当代对待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普遍性原则。 （二）它对于宗教的健康发展有助益作用 从现代文明发展趋势看，宗教退出政权系统，退出国民教育，退出市场运作，退出科学研究，与权力和财富保持距离，回归文化本位，主要在社会文化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向文化宗教、道德宗教发展，是一条健康的正路。因此宗教要提高文化品位，为社会文化建设多做贡献。宗教界在为社会大众服务时，适当淡化宗教信仰的特殊性，强化宗教文化的普遍性，有利于超越教门的局限，充分释放宗教所积累的智慧和能量，容易为更多的民众包括不信该教的人们所认同和接受。宗教文化论有益于宗教自身找准在社会中的合适位置。在中国，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宗教处在社会意识形态的辅助地位，应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宪法与法律范围内，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指导下，进行活动，发挥其正面功能和作用。如政治稳定功能，心理调适功能，道德教化功能，社会公益功能，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国际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功能。由于全球性市场经济发达和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科学主义流行，理想与道德滑坡，宗教信仰及其道德文化有助推动人类文明在人文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平衡，维系地球村的底线伦理，坚持教义所昭示的真善美的方向，自己不被权力和金钱所异化，又能给社会大众提供好的精神食粮和实际福利，必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这是当代宗教的恰当位置和进路。为此，宗教界人才的成长和全面素养的提升，是关键之所在。作为现代中国的教团骨干群体，不仅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宗教学识、道德品行，而且要有较为广博的现代文化、科学知识，熟悉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了解外国文化、世界宗教和时代走向，并且善于做好教团管理工作。其中的高层领袖人物更要具备人格魅力和神学理论创新能力，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社会影响。没有这样一支教团队伍就不可能带动整个宗教提高文化水准，充分展现宗教的文化功能。为此，要加强宗教院校的工作，建设严格的教内学位制度，做到及时发现和选拔人才，与学术界、教育界联合培养人才，支持高水平有信仰的社会精英进入教团工作。宗教教育应在宽松环境里正常发展，以开放的态度与社会互动并得到社会主流教育的协助，又能避免政治化、功利化的偏向，优秀人才便会从中涌现，新的领袖人物也会应运而生。 （三）它有益于民族团结和边疆发展 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多样性、丰富性，重要表现是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之间有明显差异。汉族人本文化发达，人文理性较强；边疆民族地区宗教文化发达，宗教意识强烈。历史上看，汉族的知识精英偏重于用儒道佛人生哲学来安身立命，而基层民众则偏重于在多神崇拜中求得精神满足。少数民族的知识精英和基层民众在信仰上大致是一体的，特别在全民基本信仰一种宗教的民族里，宗教在民族文化和日常生活中居于精神导向的核心地位，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高度一体化，因而其纽带作用比较牢固。如基本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 10 个民族：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基本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裕固族、普米族，基本全民信仰南传佛教的傣族以及德昂族、阿昌族，还有信仰毕摩教的彝族，信仰东巴教的纳西族，北方信仰萨满教的各民族，兼信藏传佛教与萨满教的蒙古族，在这些民族集中生活的民族地区，宗教文化传统深厚，虽经历了近现代社会革命和文化批判风雨的冲击，保存下来的比汉族多。在“文革”及其以前，受苏联模式影响，主流社会把民族地区宗教视为落后的旧文化，当作社会进步的包袱。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宗教观在转变。在重视文化资源的今天，民族宗教文化传统成为一种优势和特色资源。边疆民族地区宗教与民俗文化以其神圣性、质朴性、多样性和特有的地方风韵，而为东部发达地区所缺少，它对于物质化、文饰化、时尚化过渡地区的人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可以成为中华新文化建设的创造源泉。我们要推动相关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技艺传承，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工作。只要善于引导，民族宗教及其文化便可以在稳定社会、丰富人们精神生活、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边疆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有利于调动民族宗教广大信众的积极性，推动民族关系的平等、团结、互助与和谐，发展边疆的文化产业、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和旅游业，将边疆特色文化优势转变为社会发展优势，为建设祥和边疆、富裕边疆、人文边疆、绿色边疆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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