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还从《春秋》三传的行文上来推究三传成书的先后。比如，他认为：《左传》记事不用“盖”这个表示疑惑的词，而《公羊传》、《谷梁传》在记事中往往使用“盖”。此外，《公羊传》、《谷梁传》还经常在记述中使用“或”这个表示疑惑的词。刘师培认为，《公羊传》、《谷梁传》的记述之所以有这个特点，是由于《公羊传》、《谷梁传》的传人没有能见到残缺前的史料，所以，在记事叙述时，往往疑惑而不能确定，以致事件的记叙残略而不全。刘师培以此认定《公羊传》、《谷梁传》二书的成书晚于《左传》。⑤
    刘师培的论断得到今天大多数研究者的赞同。今人在研究中也开始注意到《春秋》三传在史实的阐述、书法的解释、礼制的描绘上的不同。他们认为，《春秋》三传对同一史实的不同记述，正是“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⑥的时代反映。礼制崩坏，《公羊传》、《谷梁传》的传人已不谙识前代礼制，只能根据揣测来解释，如《公羊传》的作者以《春秋》所记有西宫，推测诸侯也应当有东宫；《公羊传》的先师鲁子以《春秋》所记有西宫，推测诸侯应该有三宫。⑦他们对诸侯宫室制度已全然不了解，所以只能根据《春秋》经文臆测，这样就难免不出差错。一部《谷梁传》，引“传曰”有九次，引“其一传曰”一次，这可以说明《谷梁传》在成书时，采撷很多的别传他说。如《春秋》庄公三年“五月，葬桓王”，《公羊传》说：“此未有言崩者，何以书葬？盖改葬也。”《谷梁传》说：“传曰：改葬也……或曰：却尸以求诸侯。”周桓王下葬这一史实，当时一定流传有许多的说法，这从《谷梁传》引“传曰”，又引“或曰”可以看出。《谷梁传》之所以取二说，正因为它对此事有疑惑，不能断然以决。《公羊传》所说“盖改葬也”，虽然选择“改葬”之说，也仍然是疑惑不定，所以用“盖”字来表述。正如刘师培所说，这些疑惑之语和对礼制的揣测，正是《公羊传》、《谷梁传》成书时代较晚而造成的。
    我们认为，考定《春秋》三传的成书年代，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证明《左传》不是伪作，我们可以从其记述的异同上推究三传的承继与相互影响，探讨《春秋》三传与时代、社会、语言的关系。应当说，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而刘师培的论述无疑会给我们不少启发。刘师培运用比较的方法，指出《谷梁传》、《公羊传》在史事的阐述上受《左传》的影响，并且从《春秋》三传的语言研究入手，指出《公羊传》、《谷梁传》行文多疑似之词。这种用比较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经学进行研究，可以说是刘师培经学研究的特色。
    其三，《左传》是否刘歆伪造，是经学研究中颇为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刘师培对此也有很多的论述。他说：“周季之书所述‘春秋’，均指《左氏》。”⑧他列举四例，说明战国时的儒生“均以《左传》即《春秋》”。他根据《战国策》的记述进行论证，认为书法、凡例都是《左传》原本就有的；又引《韩非子》之文，指出先秦诸子已有引述《左传》“君子曰”的，《左传》书法、凡例、“君子曰”并不是刘歆后来增补的。言之有据，令人信服。刘师培这一观点，被今人所接受，当代许多著名学者的著述都引证了刘师培这一论点。
    刘师培还认为：《左传》在汉初就已经很流行。汉初，《左传》的流行有两种途径，一是在汉朝宫廷流行，一是在民间流行。宫廷流行的《春秋左氏传》，是荀子的传人张苍所奉献的，西汉秘府从此收藏有《春秋》古经及《左传》。西汉初年的诏书、礼仪采用了《左传》许多的说法。他还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左传》在民间的传授也是绵绵不绝。他指出，汉代儒生，有学《左传》而兼通《公羊传》的，也有学《左传》而兼通《谷梁传》的。一些今文大师诸如伏生、韩婴、董仲舒等，也都曾援引过《左传》。我们可以看出，刘师培论述的重点，并不仅仅在于说明《左传》不是刘歆伪造，而是要说明“前儒治经，左右采获，不囿于一家之言”。⑨
    对先秦子书进行深入研究，以达到弄通《春秋》及三传的目的，是刘师培经学研究的另一个特点。为了深入研究经学，他不仅注意到儒家经典与各家传述之间的关系，而且将子书研究与经学研究结合起来。他说：荀子是《左传》先师，所以《荀子》一书的记述就和《左传》有许多的相同之处。要研究《左传》，也必须得研究《荀子》。先秦诸子有本《左传》为说以及与《左传》互相发明的，因此，《左传》中许多解释不清或不完整的记述，完全可以根据诸子的记述来阐明。他引述《韩非子》、《吕氏春秋》、《鲁连子》等来证明他的观点。⑩将经学研究与诸子研究密切联系起来，是刘师培超出前人之处。
    同一时代的著述，除了在语言表述上有共同点外，它们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记述也会有相合之处，在思想观念上有相通之点。先秦子书与儒家经典产生的时代相近，所以，作为一个经学研究者，应该对先秦子书作深入的研究。刘师培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工作，他对许多子书的校勘和注释，为他的“以子通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意到经书、子书之间的联系，从子书中寻找解释来充实经学理论，正因为如此，刘师培才能在经学研究中取得较大的进展。我们可以这样说，经学研究由于注意到了子书的重要性，而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