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史上，瞿秋白曾是介绍和宣传辩证唯物论的前驱。特别是他指出的研究社会和任何事物必须注意其矛盾和因果关系，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认为“符合实际的认识才是真理”等看法，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都起过重大的作用。
    在瞿秋白短短一生中，他研究的问题极广，包括政治、经济、革命理论、思想文化、语言文学等，其中，历史哲学是他思想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不能否认历史进程之共同因果律”--关于历史的偶然与必然
    社会历史发展究竟有没有规律可循？或者说，历史究竟是否具有必然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任何历史哲学赖以建立的前提。
    瞿秋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在中国较早地讨论了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为自己颇具特色的历史哲学奠下了一块基石。
    早在1923年底和1924年初，瞿秋白写出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等文章和专著，对历史的必然和偶然、因果律、目的论等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作了唯物的系统的阐明，恰如他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的前言中所说，丁文江、胡适之与张君励先生辩论科学与人生观。但我看他们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争辩实在打不着痛处，我只说：“所论的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意志自由与否”，别的都是枝节①。这样，瞿秋白就抓住了历史哲学的肯綮。
    他肯定社会现象有规律可循。他比较了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发展的差异性：自然界里只有无意识的盲目的各种力量流动而互相影响，“此中共同因果律的表现。亦仅只因为这些力量的互动。自然界里绝对无所谓愿望，目的。”而人类社会的主体是有意识的人，“各自秉其愿欲或见解而行，各自有一定的目的”。人的目的往往相互冲突反对，“行动之结果却往往并非所愿的，即使结果与原定目的相符，而实际上此等结果又能引出非所愿望的事，决不能刚刚是人所愿望的。”因此，表面上看来，社会里与自然界同样是偶然的事居多。然而，这种“偶然”是否能被认识，能预测它们“互动”的结果呢？瞿秋白的结论是肯定的。他认为，哪怕“偶然”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知性，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所谓历史的偶然，仅仅因为人类还不能完全探索其中的因果”，他说，事实上，此“偶然”本身永久被内部隐藏的“公律所支配”。而这个公律，就是“种种事物的因果的联系。”②在瞿秋白看来，这些公律是能为人们所认识的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社会关系之间的客观的必然公律，认为这才是人类解放的必需的条件。
    同时为说明人们在“必然”面前不只是有受动性，而且有主动性，瞿秋白又将“自由”、“有意识的行动”与“必然”联系在一起来讨论。他首先指出，“‘自由’不在于想象里能离自然律而独立，而在于能探悉这些公律”，这是因为只有探悉公律之后，方能利用这些公律，加以有规划的行动，而达某种目的。因此，他给“意志自由”的定义是“确知事实而能处置自如之自由”，认为那种天马行空似的，超越因果律的自由自在是不存在的，相反，“人的意志若超越因果律，愈不根据事实，则愈不自由”③。人是有意识的动物，可是人的意识不能自由地创造和选择社会，而是受到某种条件的制约和支配的。瞿秋白明确指出，“历史是人做的；当然，人的意向不能不是历史发展的一因素。可是，人所做成的历史偏偏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正因为其中亦有个‘必然’在。既有这一‘必然’，便有这‘必然’的果--人的某种意向。此种意向再回过去做社会发展因素，‘意向’并不与‘必然’不相并立；不过意向亦受‘必然’的规定罢了”④。这样，就从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肯定了意识活动对于客观必然性的依赖，同时也肯定了人类有意识的行动对社会发展的能动的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