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不但从理论上系统地提出了“互辩的历史观，”更为可贵的是他用这样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他明白指出：“先知道中国‘是什么？’然后说‘怎么样？’”（22）这就是说要先认清中国的国情，然后才能提出改造中国的革命主张。二、三十年代，他写了《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孙中山与中国革命》、《国民革命中之阶级分化》、《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农民政权与土地问题》以及《解放中国与武装平民》、《武装暴动问题》等大量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关系，指出中国旧时的生产方法，主要是手工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这种生产力状态中的社会关系，便是宗法社会和封建专制制度；因此，中国的经济在如此的基础上，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前途；他还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其手法，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成为完全的殖民地，主要是因为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势力和利益各不相等，而且相互冲突。”（23）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之途径有特异之点。”即一开始就分为“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两个部分；同时，他认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袖阶级，”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伟大最主要的同盟军；”“中国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其基本任务是“掘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赖以统治的经济基础，革命的主要方法是武装斗争，等等。这些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革命的性质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广泛探讨，对解决“中国向何处去”提出的精辟见解，不但对当时革命的深入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还极大地丰富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理论，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功绩，都是巨大的。
    四、瞿秋白历史哲学之特点
    首先，瞿秋白历史哲学的逻辑起点是“互辩法”即辩证唯物主义。
    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首先获得接受和传播的，是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论，李大钊、陈独秀以及其他一些人就是以这种历史观作为社会观，人生观来身体力行的。“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标准，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史观。……亦可方为一种社会观”（24）。但到了瞿秋白，则显然有所不同，他主要是以“互辩律的唯物论”（即辩证唯物论）作为宇宙观和方法论来解说历史、社会、人生、革命。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瞿秋白从宇宙的根本是物质的动，动的根本是矛盾，谈到矛盾的规律；又从社会现象的根本是经济，由经济的动产生阶级，国家以及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谈到这诸种因素之间种种复杂的“互动”；同时还通过对历史必然与偶然性及社会“系统”的探讨，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规律，从而勾勒出整个人类历史系统的面貌。为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科学的论证。
    与李、陈等人主要从日文、英文译著中了解马克思主义不同。瞿秋白主要是从俄文论著以及他对苏维埃实地考察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更成为其介绍、论证的主要依据。从历史唯物论到辩证唯物论重点的转移，在一定意义上也正是从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到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的某种变异和发展。即不再是从人类本体的历史进程的角度而是从宇宙本体的存在角度来认识、解说、论证自然、社会、历史和万事万物，从自然本体论推导出历史发展论，将马克思主义逻辑化。这样，就使得年轻一代不必象上代人那样，经由达尔文的进化论而走向唯物史观。而是直接由此而接受、信仰这既普遍适用又科学的对宇宙、自然、社会的各种现象的解释，以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引导人生、参加革命的行动指南。这不但是瞿秋白不同于李大钊、陈独秀的贡献和特色所在，也恰好体现了他的历史哲学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