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瞿秋白历史哲学的实践特征。瞿秋白的历史哲学不但是关于人类历史一般的系统理论，更重要的是具有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的实践性，瞿秋白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前，研究过佛学、研究过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也盲目地赞扬过康有为、梁启超、黑格尔，但当他参加了五四运动，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以记者身份访问苏联之后，就完全树立起共产主义信仰。他曾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负责党的宣传事务，还担任过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在他短短一生中，利用自己对马克思主义透彻的理解和掌握，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他明确地指出：“革命的理论必须和革命的实践密切联结起来，否则理论便成空谈。”并一再强调“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他分析中国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状况，指出中国是宗法社会，革命的目的是反封建；他注意武装斗争进而重视武装农民，即把武装革命与民众运动结合起来，尤其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后，他更是强调新时期的首要任务是民众的武装暴动，认为这才是解放工农，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唯一途径；他运用矛盾“自性”的理论，在1927年12月写的《武装暴动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在斗争方式与发展形式方面，有极可注意的特点”。这些特点如“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而是“各省农民此起彼落的武装暴动，”从而“将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便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必需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和逐步“扩大”。这不但是对1927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武装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和建立革命地区的肯定和总结，而且可以说，“工农武装割据”的军事斗争战略，是瞿秋白在理论上首先概括出来的。
    第三，是瞿秋白历史哲学的战斗性和批判性。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哲学思潮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因此开展对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批判，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战线上一项极其严肃的战斗任务。瞿秋白的历史哲学就是在这种批判中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他曾十分明确地说，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各派哲学思潮的辩论是“不能辞却”的，是“与革命实践密切相关的理论上的争辩”。“这不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高命令，不能不服从，而且是中华民族--国民革命之利益所要求的”（25）。正因为如此，瞿秋白十分重视思想界的种种动向，并总是提到世界观的高度进行剖析，揭露和批判了各种错误的或反动的思想观点。他批判了胡适的实验主义，批判了张君励的“唯意志论”；同时，还批评了空想的新村主义、东方文化派以及考茨基的形而上学观点；等等。在这些理论上的批判和斗争中，他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建立起了自己颇具特色的历史哲学。
    注释：
    ①②③④（26）《瞿秋白选集》113页，114页，416页，120页，316页。
    ⑤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瞿秋白文集》556页，562页，450页，151页，355页，459页，355页，458页，466页，495页，469页，453页，453页，453页，454页。
    ⑥⑦《社会科学概论》上海书店1924年10月印行。
    （22）《赤都心史》。
    （23）《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新青年》月刊第3号，1926年3月。
    （24）《李大钊文集》287页。
    （25）《列宁主义概论》《新青年》周刊第1号、192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