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相通，是刘师培经学理论的又一个特点。从刘师培的《左庵集》来看，刘师培以讲训诂为主，不讲或少讲“微言大义”，和今文经学研究者截然有别。但他又和其他的古文经学研究者不同，他认为今文、古文在西汉以前是不分的，没有一个森严的壁垒。他曾经作《群经大义相通论》，认为《荀子》、《孟子》、《公羊传》等书的记述在礼制、习俗等方面都有相同或相通之处，他的《左庵集》也阐述了这一思想。比如他说《诗》有四家，《齐诗》、《鲁诗》、《韩诗》属今文学派，《毛诗》属古文学派，但四家诗有相通之处。他特别指出，四家之诗在荀子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分立，以后，由于学习者的记述各有偏重，《诗经》的传人们又各本所记相教授，《诗》由合而分，形成了后世的《诗》学四家。
    《礼记·王制》是被今文经学研究者奉为“大宗”的一篇文章，刘师培经过认真的研究，认为《王制》里就有古文经学派的思想与学说。他认为，《王制》是汉文帝时的博士所辑录的，博士们各承师说汇为一编，所以《王制》里既有古文经说，也有今文经说，并没有拘泥于一家一派的理论；所记述的古代制度有殷代的制度，有周代的制度，也不曾拘泥于一代的典制与礼仪。他认为，在汉文帝的时代，今文、古文并没有尊卑高下，这就是《王制》杂采今古文学说的原因。今文学家们把《王制》当作孔子改制之书，认为《王制》与《公羊传》、《谷梁传》相符合，甚至有人认为儒家经典都是依据《王制》而撰著的。刘师培认为这些说法都是完全错误的。他分析道：《王制》里有五等爵制，和《公羊传》的三等爵制不同；《王制》分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五等，和《公羊传》仅有上士、下士又不同。这可以说明，《王制》和《公羊传》并不完全相符。他认为，《王制》中的学说，不仅有今文经说，也有古文经说；《王制》所采用的今文经说，也不仅仅限于《公羊传》、《谷梁传》二家。认为《王制》有所取于《公羊传》、《谷梁传》是可以的，认为《王制》与《公羊传》、《谷梁传》完全相符则是谬误。（11）刘师培的论述，驳正了一些经学研究者的偏见。
    清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派最激烈的论战，是章太炎、刘师培与康有为等人的对垒。不过，章、刘二人对于今文学派的态度是有区别的，章太炎抨击康有为等人，言辞激烈；刘师培却措辞安和，而且以“今古文相通说”为前提，从学术上详加辨析，这是因为作为扬州学派殿军的刘师培同师承俞樾的章太炎在学术上本身就有一定的差别。扬州学派诸人不囿于一经之言，研究不限于几部常见的经典和汉人、唐人的传注，并对当时的汉学家们烦琐的治学方式进行了批判；对待学术问题，采取求同存异，力求其真的态度，不拘门派家法。所以，扬州学派中，有主张古文经学的，也有主张今文经学的。刘师培虽然尊信古文，也不屏斥今文，这是他继承扬州派学风的结果。钱玄同批评刘师培说：“刘君不反对今文经学，而反对今文家目古文经为伪造及孔子改制托古之说也。”（12）可以说是知己之言。刘师培自己也说：“仅通一经，确守家法者，小儒之学也；旁通诸经，兼取其长者，通儒之学也。”（13）以通一经、守家法和通诸经来区分小儒、通儒，由此可见刘师培治学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刘师培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大动荡的年代，刘师培曾经远涉大洋，东渡日本，领略了日本的变革和崛起的精神，这对刘师培等人是极大的激励。要求自强，提倡“国粹”，就是这一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刘师培等人认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就存在于中国悠久而古老的文化中，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使中华民族强盛。显然，在这个时候致力于经学研究，“通经”明显带有了“致用”的目的。
    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相通论，在经学研究上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以前的经生们以师承家法互相攻讦，门户水火，相责以伪，这无助于我们搞清楚任何一个学术问题。今古文经学相通论的提出，打破了门户之见。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尽管它们传授的渠道不同，其本源却是相同的，所以，它们就有许多相通之处。由于古代典籍的阙失散佚，使经学上的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正确或合理的解决。如果坚守门派家法，不进行比较，不吸收别家异派的长处，就不可能对古代社会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
    二
    刘师培生活的时代，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新思想开始萌发的时代，这对刘师培的学术活动有极大的影响，使他在学术领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新路。他认为，对古代典籍的研究不单是为了解释经书，而且是为了认识和了解古代社会。因而，他使学术研究与时代、社会相结合，拓宽了研究的视野。
    本着这一目的，刘师培对文学艺术的起源、人类社会的变迁都进行了一些探讨。他的结论是，文学艺术无不与上古社会的祭祀有关，舞蹈就起源于祭祀。在古代，奏乐起舞是巫的职责，巫以舞降神；乐宫与巫是一人，掌乐之人就是降神之人。文学也是由巫祝们所创造的，因为在祭祀时，巫祝们要把成功告诉给神明，用功烈来颂扬先祖，所以巫祝之辞特工，铭、颂等各种文章体裁就是由此产生的。至于绘画的产生，也是由于古代神祀最崇尚画壁的缘故。
    从古书记载和对少数民族进行的民俗学研究看，刘师培的论述颇能令人信服。祭祀是上古人的一件大事，许多活动都在祭祀时举行。《诗经》中的许多篇章就是祭祀之歌。而在对少数民族的调查中发现，许多民族的长篇史诗都是依靠巫祝一类的人流传下来的。探索文学艺术同人类祭祀活动的联系，从人们的社会活动背景下研究文学艺术的起源和发展，无疑会开扩研究者们的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