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出现了各种题材、体裁、体例及语言风格不同的史学作品和半史学作品。本文对属于“瞽史之纪”的《左传》、《国语》，属于“巫史文化”的《楚辞》、《山海经》、《穆天子传》等著作进行了独到的分析。由于史官性质的转变、记注制度的废迟、诸侯史记的焚毁、权变及演说术故事的编辑，战国史学最终走向衰落，而代之以诸子之学。
    梁启超曾说：“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也。”[①]其实，就中国悠久的历史编纂学传统来看，在司马迁以前，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百诗篇、百国春秋、百家杂语、诸子权变四个阶段。在“三百诗篇”的口述史时代，几乎所有的诗竟是史的内容，几乎所有的史也竟是诗的式样。公元前8～7世纪之际，“三百诗篇”的古老式样被发端于卜辞的编年史“百国春秋”所代替。春秋晚期以来，随着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由国君转移到卿大夫手中，国史“春秋”过渡为记载大夫活动的家史，从而导致由“百国春秋”的编年史到大夫家史的“百家杂语”的转变。到了战国时代，随着权变、游说故事的编辑，“百家杂语”的大夫家史又发展为诸子，史学便成了历史哲学。
    战国以前的史学流变，笔者已另有考论，[②]本文仅就战国时代史学领域里的新特征与新转变作一简论，求教方家，以匡不逮。
    一
    春秋时代有一种以博闻强记、熟悉历史故事而闻名的瞽史，即瞽蒙。《国语》计有五次提到“瞽史”，其中《周语下》所记襄公之言表明“瞽史”是知天道者。《周语上》言“瞽史教诲”，《楚语上》言“临事有瞽史之导”。表明瞽史的职责不同于乐师和太史。民族学和民俗学材料证明，远古时期的历史传说能够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瞽史有很大的功绩。瞽史口语传诵的历史故事的情节或纲目，后来或经记录下来，就成了“瞽史之纪”。《晋语四》载：“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又云：“瞽史纪曰：嗣续其祖，如谷之滋。”瞽史的口述史经后人记录下来的也称为“语”。“语”就是讲话，就是训语，所谓“邦国成败，嘉言善语”是也。《左传》中关于夏朝有几件事情记得比较详细、具体，如后羿和寒浞相继纂位，少康复国中兴及孔甲畜龙等，分别见于襄公四年、襄公元年和昭公二十九年。其实，这些历史传说都应是瞽史所传，故其中掺杂神话成分。《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在称述有穷后羿之事时说是“夏训有之”，这个“夏训”应即“瞽史教诲”的一部分。《国语·郑语》史伯引述龙漦生女的故事时，也说是“训语有之”。这“训语”也当是“瞽诵”的一部分。丁山先生说：“训语也者，盖专借前人的懿行逸事，用演义方式来劝戒后世统治阶级，其人不必无，其事不必真”。[③]春秋以来的博物君子如子产、史墨、郯子、太史革、观射父等得风气之先，受惠于瞽史，都能够开口“古训”，闭口“训典”，原原本本地论往古以证来今。
    《左传》原称《左氏春秋》，传为左丘明作。据徐中舒先生研究，左丘明是当时很有修养的瞽史，《左传》最初即出于他的传诵，后来笔录下来，经子夏门人讲习，由子夏再传弟子搜集文献，编定成书。[④]古代学术，最重传授系统，谁是最初传授者，谁就是作书的人。这犹如《公羊》、《谷梁》写定于汉初，而此两书仍就是公羊高、谷梁赤所作。司马迁说左丘明“成《左氏春秋》”，在传授系统上，应该是有根据的。
    从《左传》的内容来看，它根本不是解经的著作，而是一部完整独立的史书。它的材料来源大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周王室与诸侯史官的官方记载，这就使《左传》具有编年史的性质。另一个来源则应是瞽史的训语或民间传说，这就使《左传》又具有纪传体与经事本末体的意味。俞樾《左传古本分年考》说：“盖左氏作《传》，本未尝分每年一篇，后之编次者，因每年必欲以年冠首年上，不容更着一字，于是割置前年之末，而文义之安者多矣。”这种经后人改编的迹象也是比较多的。如“庄公六年”言楚文王伐申、伐邓，继而言“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若按编年之例，当入庄公十六年，此盖后之改编《左传》者之疏忽，亦《左传》原非解经编年之力证。《左传》中存在着大量来自“训语”的记事，或长篇记载，如城濮、鄢陵之大战，必溯源竟委，前后照应；或短篇故事、议论辞令，如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论乐以及子产的外交辞令。诚如梁启超所说，左氏大量引用所谓“琐语”之类材料，“故能写出当时社会之活态”；它既不同于“帐簿式”的《春秋》，又不类于“文选式”的《尚书》，而是一部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⑤]正因为《左传》多取材于“训典”、“琐语”之类“口头文学”，甚至根本不具月日，所以，赵光贤先生说：“《左传》这书原是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史书，经过后来的改编，才成为编年体的解释《春秋》的书”。[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