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相传也为左氏丘明所著。“语”就是瞽史之纪的训语，《国语》大概是记录各瞽史传诵的总集。春秋时代“语”还是诸侯国贵族的教科书，但到战国初期，逐渐流入民间，许多大夫家史便自称“语”或“家语”。如记录孔子言行的有《论语》和《家语》，在汲冢中发现的古书有《璅语》十一篇（“璅”字有连缀、汇集之义，《缫语》的意思就是《语》的汇集）、《国语》三篇，（《晋书·束晳传》）《管子》书中有《短语》，直到汉初陆贾的书还号为《新语》，贾谊著的书也有《连语》、《修政语》等篇目。总之，中国这套学问，绵延不绝而成为传统，一直发展为后世之“嘉话”、“传奇”、“平话”乃至“演义”等等。
    《国语》当是战国初期学者汇编春秋时代瞽史传诵及民间传说而成。在文体上，它不象《左传》的文辞那样整洁优美、浑然一体。崔述说：“《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姿放，即《国语》亦非一人多所为也。[⑦]正因为《国语》辑录各国之《语》，所以它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作品。不仅文章的风格上下不一致，起迄时间也各不相同。而其内容则更为复杂。清儒姚鼐说：“其略载一国事者，周鲁晋楚而已；若齐郑吴越，首尾一事，其体又异。辑《国语》者所得繁简收之”。[⑧]其中《晋语》篇幅最多，其次是《周语》、《鲁语》和《楚语》。《齐语》仅记桓公的霸业，多与《管子·小匡篇》同，桓公以后的齐事则附他国事中，再后的齐事，便是以晏婴为中心的记载。《晋语》篇幅最长，而其后期记载也显然以叔向为中心。《越语上》记越王勾践灭吴，《越语下》则明显以范蠡为中心，有黄老之言，与上篇大异。这些现象表明，各《语》之内也不是有系统的记载，仅是一些零散记录的汇集。其中部分材料很可能取自当时的卿大夫家史，所以它特别突出晏子、子产、叔向等人的言语，而《晋语》篇幅之长也当与晋之大夫家史特多关系甚密。总之，《国语》大量取材于瞽史之诵与春秋晚期以来的大夫家史，更多地保留了原始材料的形式，因而有人说，《国语》一书简直就象后代的丛书了。这应该说是比较恰当的。
    二
    与关于春秋时代史事的大部头著作的写定相适应，各种题材、体裁、体例及语言风格不同的史学作品、半史学作品的普遍出现，为历史学的进一步成长及古典史学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尝试和可贵的经验。
    《楚辞》之学，至于晚近，如日中天，有极大的进展。一般利用神话学、民族学、考古学各方面的新观点和新材料，来考察《九歌》、《天问》上的各种问题，都有卓著的成绩。《天问》是屈原见到祠庙上的图画，有所感触而作的。自王逸（《楚辞章句》卷三）以来，学士文人大都相信这一说法。其实《楚辞》中的作品，和图画发生深切关系的，除《天问》而外，《九歌》亦观图像而兴感以发。古代楚人、蜀人、滇人都有壁画及夷人图谱，其内容大都以历史故事为主题。这种形式后来演变成为连环式的图画。象畲族所流传的《盘瓠故事图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些形式、风格比较近似的历史图象，显然是属于史学启蒙时期的原始记事形态的范畴。而《天问》之作，应当是战国以来借图画以存鉴戒（如所谓“铸鼎象物”）的观念的一种反映。
    屈原的学问主要的两个来源，一个是齐学的稷下学派（屈原曾二次使齐），一个是楚人的历史著作。据姜亮夫先生研究，屈原的祖先是莫敖--管天文、郊祀的官，懂得许多历史。屈原以楚之亲宗的身份作过三闾大夫这样的宗官（即后代之宗正，亦即屈家世守之莫敖），因此，他可能是楚国史官的继承者，如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作太史令一样。[⑨]这样看来，《天问》便是屈原以史官的身份所写的一部严肃而又特别的历史作品了。
    《天问》所言历史，夏代最详，尤详于禹传子前后及夏初建国一段，约有二十多件，这大概与夏同楚的族源有关系。此外，《天问》记殷事十二三件，记周事仅八九件。这种厚古薄今的现象恐怕与北方史官文化的正统史学关系甚为密切。自清人刘梦鹏（有《屈子章句》，清乾隆年间藜清堂刊本）尤其是王国维，以出土之甲骨与《史记》、《天问》作“二重”比较研究，发现殷之先公、先王王亥、王恒、王季以来，《天问》作为一部巫官文化浓厚的历史作品，或如范文澜所说--史官文化与巫官文化合流的一部杰作，才最终真相大白于天下。至于《九歌》、《招魂》，刘师培亦言：“指物类象，冠剑陆离，舆旌纷错，以及灵旗星盖，鳞屋龙堂，土伯神君，壶峰雁虺，辨名物之瑰奇，助文章之侈丽，史篇记载之遗”。[⑩]不过，从史学史的角度对《天问》及《九歌》、《招魂》等篇章作进一步研究，其中可发掘的问题很多，如《天问》的“发问”式文体，就是一个较突出的课题。已有人从N·弗莱（NorthropFrye）所倡言的“文学人类学”方法予以注意。[（11）]这也应引起治史学史者的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