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官性质的转变。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论：“降及战国，史氏无废。盖赵鞅，晋之一大夫尔，有直臣书过，操简笔于门下。田文，齐之一公子尔，每坐对宾客，侍史记于屏风。至若秦、赵二主渑池交会，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鼓缶。”虽然战国时的史官多因袭西周以来的旧名，但其性质已逐渐发生了转变。西周史官分内史（右史）、太史（左史）两系，由于内史出入王府，为王近臣，负责掌书王命，所以职显权重。而太史则在西周晚期以后默默无闻，不见于青铜铭文。战国时代，秦有秩史、御史、内史、长史，赵有御史、内史、尹史、筮史、田部史，齐、魏、韩、燕皆有御史，楚国史官不详。[（14）]在这些有文献可考的“史”官中，秦之秩史是县属吏，置于考公时；长史是一种事务官。赵之尹史是占侯之官，筮史是占梦之官。秦、赵之内史，则多与财政有关。《史记·赵世家》教赵列侯“节财俭用”的内史徐越，其职掌就与财政有关。出土秦竹简《秦律十八种》中所抄专讲内史职务的法律条文《内史杂》十一则，内容大部分与库房、钱粮、苑囿关系密切，[（15）]说明战国时的内史已不在“掌书王命。”这一时期唯一与载籍有关的“史”官是御史，事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及《滑稽列传》。而《秦律十八种》之《尉杂》则规定廷尉每年要到御史处核对刑律，表明御史是属于文秘性质的重要职官，并非专职撰述、记、注史书的史官。由于它与国君关系紧密，所以不久之后又发展为监察性质的职官。战国时代史官的分化以及职能的变化，意味着社会制度正发生着深刻的巨变，这恰恰是史学走向历史哲学的前兆。
    （二）记注制度的废迟。司马迁的《史记》曾部分利用了秦的官史《秦记》，是他写《秦本记》的主要根据。[（16）]他在《六国年表序》中说：“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之王，表六中时事”。这部《秦记》应是秦国史官所记的官史。《六国年表》所记事迹，有许多不见于《史记》别篇的记载，正因为司马迁采录了《秦记》的原文。印证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大事记》，记载从秦昭王元年到秦始皇三十年止。这个很不完备的编年记事，其中有些只有年，没有事情记载好象秦昭王元年就是空白，有好几年亦没有记事情，但仍然是依年编次。虽然我们不敢强说《大事记》的竹简就是《秦记》，但起码它的写法同《秦记》有类似的地方，多数不载月日，可见当时史官惯用日记方式记事，而又过于简易，这正是所谓“断烂朝报”。晋代汲冢发现的魏国史官所记的《竹书纪年》亦有此种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不是原本，是经过明代学者整理的。不论是《今本竹书纪年》还是清人辑佚的《古本竹书纪年》，最早也是经晋人荀勖等人整理的。“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纪晋国，起自殇叔，次文候、昭候，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17）]据此可知其本名当为《晋春秋》或《魏春秋》。此外，《世本》十五篇，虽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18）]“已颇具文化史的性质”，[（18）]，但亦惜墨如金，记战国时事至为简略。古史传说，“君举必书”，而战国史官记事或不载日月，或虽照例编年却不记时事，难道真的无事可记吗？显然不是。风云际会，社会巨变，怎能无事可记？原因只能是史官失职所致。《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官书法不隐、直书其事的现象，每每见于春秋时代各国。孟子旧话新说，恐是有感而发。他感叹世无良史，因而希望能出现一部像《春秋》那样敢于口诛笔伐，为世道衰微辩其缘故的史书。[（20）]正由于当时史官职掌的转变以及书记制度的废迟，所以关于战国时代，没有像《左传》这样一部系统的史书。诚如顾炎武所言，从《左传》之终到六国称王，“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缺佚，考古者为之茫昧”。[（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