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以往研究美国中产阶级构成这一问题时，学者们很少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个庞大的职业集团--文官群体，但一些相关的成果仍可为本问题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基础。这些成果主要包括：戴维· 舒尔茨等学者的《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政治》、保罗·范·里普的《美国文官制度史》、弗莱德里克·毛舍的《民主与公共管理》、罗杰·希尔斯曼的《美国是如何治理的》、查尔斯？ 比尔德的《美国政府与政治》、安东尼·唐斯的《官僚制内幕》、瑞恩哈德·本戴克斯的《美国社会中的高级文官：联邦高级雇员的社会来源、职业、权力与地位研究》、瑞恩哈德·本戴克斯等学者的《阶级、地位和权力：比较视野下的社会分层研究》以及丹尼斯·吉尔伯特等学者的《美国阶级结构》。上述研究基本集中在以下两个方向上：一是从行政管理学和政治学的角度研究文官制度和官僚政治。从行政的角度讨论文官制度本身的演化，进而涉及行政效率；从政治的角度讨论官僚政治的发展，特别讨论战后官僚集团势力的膨胀，进而涉及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但这类成果并没有涉及美国文官群体的社会阶级阶层定位问题。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美国社会阶级结构，并以包括职业、收入、财产、声望、交往、社会化、权力、阶级意识和流动在内的九个变量为分析的理论框架，进而涉及20世纪以来美国社会阶级结构及其流变。这类成果虽偶有谈及政府公务员，但并没有专门讨论文官群体的阶级阶层属性，更没有研究战后文官群体规模扩大和地位演变与美国社会阶级构成变化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尽管一些学者包括作者本人都曾在美国政治体制和文官制度研究中涉及到政府权力变化和文官势力膨胀等问题，但并没有单独就文官群体的社会地位问题进行研究，更没有以文官群体规模扩大与地位提升为主线来研究战后美国中产阶级构成的变化。中产阶级是战后美国社会最具代表性的阶级，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不仅反映出当代美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且也主导着美国社会的发展方向。由于文官群体是美国中产阶级结构中的主体，因此，以这个具有代表性的职业群体的规模扩大与地位演变为中心来透视和研究战后美国中产阶级构成的变化及其未来发展前景，对深入理解当代美国社会阶级结构及美国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特征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文官群体规模的扩大与战后美国中产阶级构成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社会阶级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传统的资本家阶级（最富有阶级）和产业工人阶级（最贫穷阶级）相对缩小，而介于二者之间的中产阶级 （Middle-Class） 却不断扩大。美国中产阶级不仅队伍庞大、成份复杂，而且流动性也比较强。战后许多美国官方和非官方资料（包括许多社会学家的统计调查）通常把年收入在3～10万美元之间的群体或者人群都界定为中产阶级。按照这种界定，目前美国中产阶级的人数约占美国人口总数的70%左右。[1] 二战以来，构成美国中产阶级的基本成份通常包括：由战后技术革命所造就的大批科技和管理人员、由高等教育普及所产生的大批具有高学历的白领雇员、由战后福利社会政策推行而直接受益并使其经济地位得以提升的一部分蓝领雇员以及伴随战后美国政府规模扩大和权力增多而兴起的庞大的官僚集团--文官群体 [2]（Civil Service Group）。而在上述构成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的几个基本成份中，文官势力迅速崛起并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主体则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现象。
    文官群体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主体，首先在于这一群体在规模上所具有的明显优势。作为美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职业集团，文官群体规模的形成与扩大是与美国文官制度的建立及美国历史的演进密不可分的。文官制度是针对近代以来美国在官员选拔中盛行的“政党分赃制”（The Spoils System） 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府工作无序、行政低效率和政治腐败等弊端，而建立起来的新型选官制度。这一制度建立的宗旨：首先是为了在理论界定政治与行政之间的权力划分，进而摆脱政党政治对政府行政的操控；其次是为了在实践中解决政府的连续与稳定、行政效率及官员素质等问题。这一制度选拔官员的办法是：实行“考试取仕”和 “功绩制”。但在文官制度建立之初，由于美国政府权力与规模的局限，实际纳入“功绩制”管理体系的文官人数仍然十分有限。在此，我们仅以当时联邦政府文官规模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1884年，在文官制度建立第二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职业文官也只有13，000人，仅占联邦政府雇员总人数的10%左右。[3] 伴随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伴随政府权力和职能的增加，文官队伍才逐渐扩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联邦政府文官的总人数已超过60万，达到占联邦政府雇员近80%的比例。[4] 而到大战期间的1941年到1942年，联邦政府文官人数几乎又扩大了两倍，即从140多万人发展到近270万人。[5] 到了1945年大战结束的时候，联邦政府文官的总人数甚至高达380多万。[6] 从社会阶级构成的角度来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国文官人数的迅速增加，已为文官群体演变成为中产阶级的主体在规模上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伴随战后美国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及社会的持续发展，文官群体人数和规模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尽管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所进行的“重塑政府”改革中曾对联邦政府文职雇员进行了大量裁减，但截止到上个世纪末为止，美国各级政府（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中所雇用的职业文官总数仍然接近两千万人。[7]
    战后文官群体规模的持续扩大，不仅带来了美国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同时也直接影响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构成。如果按照美国各级政府职业文官总人数两千万这个统计数据来折算，目前文官群体规模约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15，占中产阶级人口总数的1/10。[8] 如果我们再按照上面列出的美国中产阶级四大基本成份计算，文官群体在美国中产阶级构成中所占的实际比例已远远超出1/4。不仅如此，由于文官群体职业与身份的特殊性，所以这一群体在美国中产阶级中的地位和影响更远远超过其他几个基本成份。
    二  战后美国社会的发展与文官群体内在优势的凸显
    文官群体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主体，不仅在于其规模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在于这一群体在美国历史演进中，特别是在战后美国历史演进中所显现出的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各方面的内在优势。
    （一）行政权力的扩张与文官群体政治势力的膨胀
    战后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领导大国地位的确立，不仅改变了美国人传统上所信奉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而且直接导致政府规模的持续扩大和行政权力的迅速扩张。而在政府行政权力扩张的过程中，作为其“主管”的文官特别是中高级文官更是异军突起，控制了政府的具体权力行使，成为真正的受益者。换句话说，战后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政府规模和权力的扩大，特别是行政权的膨胀，不仅进一步提升了文官群体的政治地位，而且也使这一群体发展成为在政府层面上掌握实际权力的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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