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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美国文官群体阶级意识的明晰与社会影响力的增强，不仅提升了这一群体的社会地位，同时也进一步促成其演变成为美国的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和中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当文官群体以一个社会利益集团的身份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时候，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诉求所反映出的社会阶级意识更为明显、社会影响力更为强大。 三 文官群体的职业稳定性与美国中产阶级的保守性 战后美国文官群体不仅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地位上的优越性更加明显，而且这一群体在职业上的稳定性也更加突出。文官群体的职业稳定性，主要来自文官制度本身所提供的保障。在近代美国两党轮流执政和政府周期性政治震荡的背景下，为了保证政府的连续与稳定和行政的独立与高效，1883年，美国正式建立了常任文官制度，即事务官员--文官与政务官员--政治家正式分开。前者不与总统共进退，职务是常任的；后者与总统共进退，职务是有任期的。为了保障文官职务常任，政府又特别把“考试录用”、“职务常任”和“政治中立”，确立为美国文官制度三项基本原则，并写入1883年国会通过的《调整和改革美国文官制度的法律》即《彭德尔顿法》中。在上述三项原则中，其中有两项原则与直接保障文官的职业稳定有关。根据“职务常任”原则，文官一经被录用，没有过失不受免职处分。为了保证这一项原则的有效实施，法律还规定，文官的录用、任职、晋升、待遇乃至被解职也必须在特定的法律范畴内进行，否则，任何部门的长官甚至包括总统本人都无权随意处分或者开除一个文官。[45] 如果文官受到不公正待遇和处分，他们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向有关机构提出申诉。[46]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为了进一步保障文官群体职业的稳定，美国政府还在1978年卡特政府文官制度改革中设立了“功绩制保护委员会”，专门负责受理文官的申诉。根据“政治中立”原则，文官可以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独立行使行政权力和掌握政府机器的运转，不再是政党的工具，从而从政党的束缚之下摆脱出来。特别是由于文官的任免不再根据总统或者政治家的意志，更使他们能够真正成为政府中超脱党派控制的一种政治力量。不仅如此，伴随战后文官地位的不断提升，美国文官群体的职业稳定性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正如上节所谈到，这一时期文官群体在政治上掌握政府实际权力、在经济上获得完善保障、在文化价值观上日益趋同和在社会影响上不断扩大的现实，不仅有效地维护了文官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时又在诸多层面上为文官群体的职业稳定增加了多重保险。更进一步说，文官群体的职业稳定性，不仅保证了文官不会像中产阶级内部的其他职业集团一样，因政府更迭和政治动荡等政治因素而导致地位下降和群体流变，同时也保证了文官不会因股票暴跌、企业破产、经济危机和凋敝等经济因素而导致失业和群体流散，从而进一步显示出文官群体作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主体所具有的优势地位。 战后文官群体在规模、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力上的优势，特别是在职业稳定性上所凸显出的优势，固然有助于这一群体增强自信和产生优越感，可过优越的地位与超稳定的保障，不仅使文官群体越来越缺少进取精神和危机意识，同时也越长了这一群体的保守性和惰性。因此，当文官群体成为美国中产阶级主体的时候，他们不仅带来了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和结构的变化，而且文官群体的某些特质也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美国中产阶级的特性及其发展轨迹，甚至影响着美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首先，文官群体成为中产阶级的主体，使美国中产阶级结构的稳定性大为增强。如上节所谈到的，阶级阶层流动性比较大，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一个突出特征。形成这一特征的关键原因在于：在美国中产阶级结构中，许多阶层和集团在职业上都缺少稳定性。所以当文官这一既具备庞大规模又具有职业稳定特性的群体加入中产阶级行列并成为其主体的时候，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美国中产阶级所存在的这一不足，使中产阶级主体的流动性大为减弱，从而保证了美国中产阶级主体结构的稳定。 其次，文官群体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主体，也使美国中产阶级的保守性日益明显。生活安逸与社会地位比较优越，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又一个主要特征。战后美国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在美国政府福利社会政策的推行下，不仅使大批社会阶层和集团纷纷提升到中产阶级行列，由于日益优裕与安定的生活，也使这些阶层和集团逐渐淡化了其往昔不断进取和追求个人奋斗的美利坚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内，作为一个在专门制度保障下并具有特殊职业和身份的文官群体演变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主体，他们所带有的保守性和惰性往往易于与中产阶级内部的其他阶层和集团的相似特性产生共鸣，从而进一步加重了美国中产阶级的保守性。不仅如此，文官群体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主体，在某种程度上也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保守主义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一再出现的新旧保守主义思潮及政府保守主义政策的出台，在一定意义上说，与文官群体作为美国中产阶级主体所带有的保守性特质并非毫无关联。 The Status Promotion of Civil Service Group and the Structure Change of American Middle-class After World War II SHI Qinghu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scale expansion and the status promotion of American civil service group after World War II,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ner advantages of this group on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society. The article particularly explores an inn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stability of civil service group and the structure change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American middle-class in this period. Author states that the fact that civil service group became the core part of American middle-class, was gradually appearing with the status promo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stability of this group. The author in particular points out that the fact that civil service group became the core part of American middle-class, not only makes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middle-class more stable, but also makes American middle-class itself more conservative. Key Words: America; Civil Service Group; Middle-class; World War II （作者石庆环：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邮编110036）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战以来美国中产阶级构成的变化--以文官群体为研究中心”[批准号：09BSS01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美）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M]，彭华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97页。 [2]在美国，文官群体通常是指那些由纳入文官群体管理系统的各级政府雇员所组成的官员队伍。这一群体按照教育水准、职位高低和收入多寡，又可以分为中高级文官群体和低级文官群体。 [3] Robert Maranto. Politics and Bureaucracy in the Modern Presidency: Careerists and Appointees i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M].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93, P. 19. [4] Robert Maranto and David Schults. A Short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ivil Service[M]. New York, 1991, P.85 [5] Paul P. Van Riper.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ivil Service[M]. Evanston ,Illinois: Row, Peterson and Co., 1958, P. 374. [6] David A. Schultz, et al. The Politics of Civil Service Reform[M].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1998, P. 113. [7] Paul C. Light: The True Size of Government[M].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9, P.1. [8] 美国人口总数按照2008年美国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为3亿人计算；中产阶级人口总数按照3亿人口的70%计算约为2.1亿。 [9] Edward Sidlow, et al. American at Odds[M]. Belmont, CA: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2002, P234. [10] 希尔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M]，曹大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20页。 [11] 托马斯·戴伊、哈蒙· 齐格勒《民主的嘲讽》[M]，孙占平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93页。 [12] Peter Woll. American Bureaucracy[M]. New York: Norton, 1963, P.123. [13]希尔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M]，曹大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8页。 [14]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M]，曹沛林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2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