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汉学研究，按威尼斯大学汉学家兰侨蒂（Lionello Lanciotti）的话来说，“它在欧洲是最古老、同时也是最年轻的”。之所以说是最古老的，因为它在西方起步最早，可以推溯到明末清初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hieu Ricci,1552-1610）和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甚至是13世纪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至于说它又是最年轻的，是因为在利玛窦和卫匡国之后三百年间一直徘徊不前，直到二次大战后才又逐步复苏发展起来。
    下面以中国文学研究为主要例举，对意大利汉学的发展演进、学术分期、代表人物及典型特征作一寻绎和探讨：
    一、传教士汉学阶段意大利汉学，起始于耶稣会教士的东方传教活动。在此之前，还有位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元代时期的中国作了最早的描述：1275年，马可·波罗同父亲、叔父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和生活了24年后才返回祖国。回国后在狱中口述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在游记中，马可· 波罗从一个意大利城市国家时期商人视角，讲述了中国经济、文化、民俗等各方面的情况，这可以算作意大利人关注和探究中国的开始。《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曾受到以伦敦亚非学院专门从事中国古代手稿研究的弗朗切斯·伍德博士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怀疑，由此而产生一系列争论。但在二十世纪末，中国元史研究专家杨志玖教授在《永乐大典》中发现了一则记载：关于波罗一家历经艰险护送苦苦真公主离开中国前往波斯的经过，其旅途中的所有细节同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叙述的内容完全一致。《永乐大典》成书于1311年，即在马可·波罗离华十多年后，马可不可能看到这本。杨志玖的这一发现似乎可以暂时平息关于《游记》内容真实性的旷日持久的争论。
    传教士时代的意大利汉学家可谓群星灿烂，产生了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538-1606）、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1575-1620）、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1582-1649）、罗雅谷（Jacques Rho,1593-1638）、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殷铎铎（P erosper Intorcetta,1625-1696）等一大批出色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是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也是转播基督教义。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感到需要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以便于中国民众更好地沟通。而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有一批传教士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逐渐从客观需要变成主观热爱，从而成为中华文化虚心的接纳者和热心传播者，由单纯的传播基督福音兼成沟通东西方的文化，在给中国带来了现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同时，也向欧洲传播东方的文明。中国文化、中国政治制度尤其是儒家伦理已成为他们为之献身的一种新的宗教热情。这批传教士中，最杰出的当属利玛窦和马尔蒂诺·马尔蒂尼（卫匡国）。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省马切拉塔城。16岁时离开家乡来到罗马，成为圣母报喜教团最早的成员之一，1571年进入圣安德烈备修学院学习，受到当时新兴的耶稣会派宗教思想的熏陶，这个新教派“不仅为了获得美德和基督的怜悯，而且主要是为了促进艺术和科学”。这种精神对利玛窦后来一方面向中国传播校方西方科学技术，一方面接受中国文化并向西方传播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十三个月后，利玛窦转入罗马公学，直到1577年5月18日他离开罗马，开始漫长的远东传教生涯。在印度传教四年后，1582年8月他来到澳门，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此时已三十岁的利玛窦开始学习汉语，为到中国内地传教作准备。第二年九月，他和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一同到了广东肇庆，在肇庆知府允准下在肇庆建堂，这是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一座教堂。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利玛窦已成为一个“西儒”，他不但改穿儒服，而且以他对天文学、数学和輿地学的丰富知识结识了许多达官显贵和士大夫，如江苏的翟太素，兵部侍郎石星，江西巡抚陆万陔，两位明朝王室建安王和乐安王，礼部给事中祝石林，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徐光启等，这些人为他的传教和进京拜见万历皇帝提供了极大支持。如在南昌传教时，他完成了江西巡抚陆万陔嘱咐的《西国记法》，陆便同意他在南昌建教堂传教。在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会长后，礼部尚书王忠铭则陪同他进京。至于徐光启，更成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重要支柱。利玛窦不仅能流利地使用汉语，并用汉文写出第一本介绍天主教义的《天主实义》以及他的第一部中文论著《交友论》。1600年5月，经祝石林和翟太素的帮助，利玛窦再次赴京，终于在1601年得以将自鸣钟、西琴等西洋贡品进贡给了万历皇帝。他后来虽常常进宫，却始终没得到过万历皇帝的召见，但进京居住的目的却达到了，这正是西方传教士范礼安等为利玛窦设定的最终目标，亦正如利玛窦在临终时对同伴们所说的那样：“我给你们打开了一扇大门，从这座门进去，可以建立许多大功劳。当然你们要煞费苦心，也有许多危险”【1】。利玛窦于1610年5月11日在北京去世，此时他已在中国生活了28年。万历皇帝认为利玛窦“慕义远来，劝学明理，著述有称”特“宣加优恤”，赐给他一块墓地，下葬时派遣大员祭奠，墓地正门上还有钦赐的匾额。利玛窦是欧洲第一个汉学家，他不仅是“西学东渐”第一人，也是西方传教士中国化的第一人。在他之前的传教士多以居高临下姿态，要以西方文化来征服东方蛮族、利玛窦却学习儒家典籍，膺服中国文化，乃至改穿中国服装并起了个中国名字。他力行的“文化适应”使东西方文化交流建立在一个平等的桥梁上，他的代表性专著《利玛窦中国札记》，把中国比较全面也比较真实的介绍给欧洲。这部专著是他在去世前花了一年多时间完成的一部意大利文手稿。他去世后，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将这份手稿带往罗马，并将它译成拉丁文，于19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封面题字为“耶稣会利玛窦神甫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这部专著对明末的中国社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社会习俗等各个侧面作了详尽的介绍，并用相当大的篇幅对中国的儒家、老庄哲学进行评价和介绍，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明末中国社会以及东西方交往的各种情况。它的价值一方面在于是一个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亲历，而不是像其它关于中国介绍那样仅仅根据传闻甚至想象，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他没有以基督文明来拯救东方蛮族那种居高临下姿态，而是对介绍的儒家和老庄哲学充满仰慕，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也有种客观平等的意识。他还将儒家的《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并加少量的注释介绍给西方，这也是《四书》的第一部西文译本。利玛窦的中国文化观和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对西方近代哲学家如莱布尼奇、沃尔夫等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另外，像狄德罗等法国百科全书派，他们在启蒙运动中批判西方宗教虚伪性时，也多借助于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甚至以孔子为偶像，这与利玛窦等在中国的第一代传教士努力介绍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分不开的。
    卫匡国于1631年加入耶稣会，1640年随团赴印度传教，三年后来华。途经上海时，26岁的卫匡国在年长会友潘国光的引领下开始学习文言文。此时的晚明政权已风雨飘摇：1644年南明国都南京被清军攻陷，一年后清军又攻陷杭州。1651年，他在一位中国青年的陪伴下从海上回国，经过长达一年半的海上行程，才到达挪威，然后经德国、荷兰辗转到达意大利。卫匡国在中国八年间，除从事传教活动外，还致力于学习和研究汉语，他阅读了大量中国古籍，用拉丁文和中文写了不少著作，分别在欧洲和中国出版。1654年，他经德国到达荷兰时，应一群急于了解中国的学者之请，编纂了一本《汉文文法》，这是西方第一部汉语教材，虽因西方当时无中文字模而无法出版，但毕竟是欧洲汉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卫匡国一生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宗教、哲学、文法等方面的著作，其中以《中国先秦史》和《鞑靼战纪》为代表【2】。《中国先秦史》出版于1658年，这是欧洲汉学史上第一部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它仿照李维的《罗马史》，以编年形式叙述中华民族从起源到耶稣诞生前的历史。在1777年冯秉政的《中国通史》出版之前，卫匡国的《中国先秦史》一直被认为是西方学者关于中国上古史的最佳著作。1654年他的《鞑靼战纪》在安特卫普出版，主要讲述他亲身经历的满清灭明战争，也是第一部从西方人眼中观察得出的中国境内民族冲突的真实记录。“所记至详，直言不隐，足补我国正史之不足”（方豪语）。同年，他又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新中国地图集》，这是一部有关中国和日本的地理、民俗以及统计学专著，其中收录了17张中国境内各省的地图，详细记录了各省的疆界、城市、山川、名胜、土产、工业、民风民俗，以及各省向中央纳贡的资料。该书出版后曾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卫匡国也被称为“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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