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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匡国与利玛窦一样，传教中没有那种以基督文明来拯救东方蛮族的居高临下姿态，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也有种客观平等的意识，这在天主教内部发生的所谓“礼仪之争”得到充分的表现。1650年，天主教内一部分传教士主张用西方礼仪同中国官府打交道，遭到中国官府的拒绝，从而成为天主教在中国布道的一大障碍。卫匡国谙熟中国文化，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按利玛窦的评价是“力效华风”。他代表耶稣会赴罗马去力争按中国的传统礼仪。经过长达五个月的争论，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最后降旨同意采用中国礼仪。卫匡国这种文化包容的豁达胸怀，不仅为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排除了障碍，也使天主教逐渐中国化，这对中意乃至中西文化交流都是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了利玛窦和卫匡国，罗明坚、艾儒略、殷铎铎等传教士也为意大利的早期汉学做出较大的贡献：罗明坚于1584年编写的《圣教实录》，是欧洲人最早用汉语写成的布道书；殷铎铎致力于将儒家文化典籍介绍给欧洲，1662年，他在江西建昌翻译出版了《大学》和《论语》的一部分，1667年在广州、1669年在印度又翻译出版了《中庸》，1687年与另外三位耶稣会士在巴黎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向西方介绍中国儒家代表人物和儒家文化，同时完整的翻译了《论语》，并附孔子的小传和一篇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艾儒略则相反，他致力于用中文将西方地理和科学知识介绍给中国民众。 二、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的过渡期利玛窦和卫匡国之后三百年间，从传教士汉学角度来说，是一个长长的空白，但在这块几近荒芜的土地上，专业汉学则在孕育和萌动。这种征兆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内容上，从为传教服务的中国地理、各地风俗介绍，汉语语法、汉字等工具书的编写，儒家代表人物和礼仪的简介等实用性汉学逐渐转向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和研究；在形式上，由传教士的个别行为逐渐转向学校教育和研究机构，其研究者的身份也由传教士转为世俗的学者。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安得罗齐（Alfonso Andreozzi,1821-1894）、赛维理尼（Antelmo Severini,1828-1909）、普意尼（arlo Puini,1839-1924）等人起了关键的作用。 1815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开设“汉语和和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由27岁雷幕沙任讲座教授，标志着法国汉学研究由传教士转为学院派学者，西方汉学“近代”阶段由此开始。1832年，年仅44岁的雷慕沙因传染上霍乱病逝，由他的学生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接任。儒莲长期主持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他是最早重视中国通俗文学的法国汉学家。1860年他翻译的《平山冷燕》在巴黎迪迪埃出版社出版，儒莲在其“序言”中指出：对一个真正的东方学者来说，“仅仅研究中国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是不够的”，还必须“熟悉他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风俗小说。他说：“若要彻底了解我们今后将与之共同生活和互相往来的民族风俗习惯和性格特征，研究这些作品是十分有益的”【3】。他身体力行，前后翻译的中国戏曲小说除《平山冷燕》、外，还有《白蛇精记》、《玉娇梨》、《灰阑记》、《赵氏孤儿》、《西厢记》，《董卓之死》（这是《三国演义》的部分章节，也是这部小说的最早译文）等。安得罗齐和赛维理尼是儒莲的学生，两人皆追随其师的脚步，研究中国的通俗文学，安得罗齐将《水浒传》翻译成拉丁文，这也是西方第一个《水浒传》译本。赛维理尼是佛罗伦萨皇家高等研究院第一个“远东语言”讲座，他在日本文学的翻译研究上成就更高。赛维理尼的学生普意尼更多的关注中国的公案小说，翻译出版有包括《龙图公案》在内的七个公案小说（1872）。他还将《礼记》的部分章节翻译成拉丁文。上述的中国通俗小说均被收入晁德莅编辑出版的《中国文学选集》，这部选集加上他编辑的《字典》，是意大利在19世纪唯一出版的两种汉学读物。 在汉学教学和研究的形式上，成立于1732年的中国学院标志着意大利的汉学研究由传教士的个别行为转向学校的正规教育。中国学院是今日有名的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前身，他不仅是意大利专业汉学的发轫者，也是欧洲汉学研究的先驱，他的前身则是马国贤神父于1715年在中国创建的神学院，1724年迁往那不勒斯，1732年4月7日正式定名为中国学院。教学上除开设文法、修辞、希腊文、历史、地理、几何和哲学等相当于高中程度的课程外，另开设中文等外语课以及中国文化常识。在拿破仑当政时期（1806-1815），学院的管理权并不属于罗马教廷而是政府的公共教育管理处。当时在校就读的意大利青年也越来越多，1809年已达40人。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以至于英国大使马嘎尔尼和斯当东在组织出使中国使团时也要向学院求助。拿破仑还亲自向学院订购该院出版的欧洲第一部《中文拉丁文法文字典》。 中国学院的培养目标在起始阶段主要是为罗马教廷培养正统的中国传教士，但后来逐渐向专业汉学偏离。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意大利为了拓展在中国的影响，于1868年将中国学院更名为皇家亚洲学院，发展了许多非宗教部门，并由非神职人员所掌控，增加了商业方面的教学内容，被称为“活的东方语言”。意大利与清政府初建外交时，所雇佣的不少杰出翻译皆曾在该校受训，考入大清海关的两名意籍雇员也皆毕业于该校。1866年，意大利与清政府重建外交关系后，皇家亚洲学院又增加了培养中国外交官的任务，并出现了来自中国的教授郭栋臣和王佐才等人。郭栋臣字松柏，王佐才自化南。他俩和另外三位神学院青年于1861年从中国湖北来到拿波里。当时郭才15岁，王19岁。他们在1872年就被授予了神职，打破了中国人要三十岁才授予神职的规定。郭栋臣在1869年为学院编辑了一本关于中国语言文化方面的初学教材，王佐才则致力于用拼音式的教学方法教授汉语言。王的门生Edoardo Vitale编辑出版了《中文文法：附范文、阅读、小字典及214部首》，这是用意大利文编写的第一部中文语法教科书。 三、专业汉学阶段尽管意大利汉学在19世纪中期已开始由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过渡，但专业汉学的真正确立却要后延一百多年，直到20中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二战以后的意大利汉学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从二战结束的1945年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为专业汉学的确立期，其中的标志是1970年中意两国建交；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为繁荣兴盛期。 （一）专业汉学的确立期 二战以后，作为战败国的意大利开始在废墟上重建，大约在六十年代初，意大利汉学开始复苏，罗马大学东方学院和威尼斯大学是主要的复兴基地，兰乔蒂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二战以后汉学研究的艰难和复苏的过程。他在文章中写到：“由于实质参考书的短缺，想从事任何研究都不太可能。师资又不足，无法辅助教学活动”。【4】这种艰难局面直到七十年代初才根本改观。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学院“开始发放奖学金，而且次数越来越多”。1970年中意两国建交，更为意大利汉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当局“开始推动学生赴中国进修”，兰乔蒂等学者也开始“借着威尼斯大学举办学术会议和研讨会的机会，与欧洲中国学术中心和中国学者有许多接触和交流”。根据中意文化协定，意大利每年约派20名学生到中国留学，中国也派一批教师到意大利的威尼斯大学、那不勒斯东方学院、罗马大学从事中文教学。 意大利专业汉学的奠基人物是意大利非洲与东方研究所的杜奇（Giuseppe Tucci,1894-1984）、罗马大学的白佐良（1923-）和威尼斯大学兰侨蒂（Lionello Lanciotti，1925-），他们为意大利专业汉学的确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