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市史研究正新军突起。我国源远流长的史学母体中又分娩出一门新的学科--城市史学（简称城市史）。
    城市史的晚出，表明这一学科形成期的漫长和艰辛。人类文化和学术与客体间在这里表现出“时间差”。一般认为世界上古老的城市出现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前。当时的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出现了第一批城市。在公元前两千年以前，印度河、黄河流域也出现了城市。但新近的考古发现将西亚巴勒斯坦地区、位于死海北岸的吉里乔，上推至公元前七千年，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城镇。1979-1980年发掘的河南省淮阳县平粮台古城址，距今也有四千多年①。尽管世界上有古老的城市，但却未建构起古老的城市学和城市史学，其“时间差”达数千年之巨。学术昌明的古希腊，虽然有亚里斯多德在《政治篇》中集中地考察了城邦，但此处的城邦是指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古希腊、罗马文化于中世纪湮没时，也包括城邦学说。到十一二世纪由意大利所开启的欧洲城市复兴运动中，亚里斯多德的城邦学说才又得到重视。但尽管如此，直到十七八世纪，伴随着欧美工业化、城市化运动，城市学才真正创建。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才在城市化发育充分的美国等地形成了社会史学、城市史学。美国的芝加哥学派、法国的年鉴学派的学者们面对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失业、犯罪、住宅紧张、人口拥挤等社会问题，和咄咄逼人的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自然科学对史学的挑战，及时转移思路，在城市社会学、城市学、社会史、城市史、区域史、人口史等领域进行拓荒，取得了与自然科学相摄补的史学、社会学新成果，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地区的社会史、城市史、地区史等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
    城市学、城市史学的晚出，在中国更复如此，我国的城市可溯源河南、山东等地的夏代城址。我国还有举世无双的延绵不断的史学体系，其中不乏城市的载记。从司马迁《史记》所开创的二十五史，以《春秋》为滥觞的编年史书，宋明以降的纪事本末体，以及典章制度和政书、地方志、地理书、野史笔记、诗文小说，都蕴藏着丰富的城市史资料。难能可贵的是，还有《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长安志》、《历代帝王宅京记》、《两京新记》、《汴京遗迹志》、《宋东京考》、《咸淳临安志》、《帝京景物录》、《唐两京城防考》、《景定建康志》、《汉口丛谈》等专门以城市为著录对象的史籍。《三言两拍》、《老残游汜》、《红楼梦》以及名篇如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名家如李白、陆游的记游诗等文艺作品，对于历代京都和通都大邑的社会风情都有形象而入微的记述。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形态的长期停滞，进入近代后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且被扭曲；同时，也由于学科的分化和整合、形成的内在规律的制约，从浑然一体的史学中分离出的城市史的专史，需要有漫长的认识上的提升，因此我国古代没有出现独立的城市学、城市史学。到了近代，外国人写过一些关于上海、汉口等城市论著，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并形成过上海史研究热潮；史识通博的梁启超也有过都会历史的专论，但严格地说，并没有城市史的学科专著问世在解放以前的旧藏中，较多的乃是《上海指南》、《天津指南》、《武汉指南》、《成都导游》、《青岛导游》、《苏州游览指南》等一类导游性、商业性书籍，高雅者亦不过《上海公共租界史》、《长安史迹考》、《北平地名典》、《拉萨见闻记》、《雄伟的南京》、《重庆风光》、《广州地理》等文史类、游记类作品，与城市史学科建构距离很大。解放后三十多年，这一领域亦为视野所不及，在近十年来，我国才着手城市史的学科构建。关于中国城市起源的考古研究，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城市史分期、江南市镇、沿海城市、沿江城市、近代都会，都推出了论著，并举办过一些学术研讨会。特别是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将沪、津、汉、渝近代城市研究列为重点项目，新近制订的“八·五”规划中又将“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的综合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考古学研究”、“城市学”作为重点课题，这些措施成为城市史学科形成的催化剂，推动城市史研究工作走向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