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当今我国城市史研究的勃兴，其深厚的物质基础还在于城市建设、城市文明的发展和世界性城市化趋向。从世界范围看，近代工业文明大大加速了各国城市化进程，中国在历史的扭曲中进入近代，也涌现了一批扭曲的近代都会、市镇。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中国城市建设得到长足发展，对于城市的研究也就必然地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正是当今城市建设、城市文明发展的实践和城市化、城市近代化的客观历史进程，呼唤着城市理论的探索，也激起人们的兴趣。如何从历史的深度上把握城市的形成、发展和功能的演变、文明的进化，并进而考察当今城市的状况、布局和发展，规划和预测城市发展的走向和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的路线，是有机地交融在一起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我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城邑文明的大国，古都古镇在漫长的社会中显示出高度的城邑文明。解放以后，城市建设飞速发展，至今全国已有400 多个建制市、1900多个县城，还有大量的小镇。面对着城市化的现实，政府在1980年制定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1982年11月，又提出“要以经济比较发达城市为中心，带动周围农村，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经济区”；还先后批准北京、武汉等城市的总体规划方案，大力推动沿海城市的开放，批准一批经济特区的创建，从而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因素。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中，城市学、城市史发挥其特殊的借鉴功能，作为参照系引起有识者重视，而学科自身也在积极干预现实中得到发展。学术研究中也存在“潮汐”现象，譬如上海出现的上海学、上海史研究热潮，就是由上海城市建设所推动的。正如上海的学者所说：“及至八十年代，当上海再度成为研究热点以后，整个社会所关心的首要问题，乃是如何重振上海雄风。”而上海的城市史研究，“不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更着眼于关心城市的未来和发展。”④
    一个学科的盛衰，归根结底，取决于这门学科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开展城市史研究，适应了国家中心工作向经济建设的转移，符合社会主义时代的改革需要，必将获得广泛的社会“知音”。
    二
    城市史既为史学中的一个分支，一门专史，又与城市学、社会学具有同构关系。它既具有人文学科的基本属性，又兼摄自然科学（如地理、园林、建筑工程等）成份，是一门具有交叉性、边缘性的学科。城市史是学科分化、整合的产物，而学科的分化、整合又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把握上的。从浑然的史学体系中离析出城市史，也必然是对历史客体的一种剥离。当人们把城市从整个人类社会文明中分离出来作为研究对象，从而有了城市学。从整个历史中将城市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又产生城市史学。
    研究城市史，必须紧紧把握城区和近郊区这一城市本体。如果涉及区域的话，也是着眼于城市对这些区域的辐射、吸收功能和地缘背景，而这仍然是与城市本体相联系的，同时又是本体的超越。
    我国今天和历史上的市与城市虽有套合之处，但常常并不是同一个具有规定性的空间。我国的市是一个行政区划、行政实体，并不仅仅是指城市。北京市有10个城区、郊区，但又辖9个县；上海、天津、武汉等也都类似。 城市史学科所指称的城市，不是从行政、建置的意义上，而是从具有多种密集性的社区意义上进行把握的。因此城市只能是指市区或城区和近郊区，而市所管之县不属城市史研究范围。我国当前还有不少县级市，其市区很小，城市人口很少，绝大部分为乡村和乡村人口，很难从整体上作为城市进行研究，只能就其中的城关和镇进行研究。反之，我国有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的顺德、番禺、南海、新会等，虽然其行政建置是县，但这些县的县城，人口聚集不下一二十万人，工商、交通的现代化水平亦高，倒具有城市的规范，可以纳入城市史的研究范围。从这一角度考察，我国当今设市虽只有400多个。而实际可作为城市研究的“市”大于此数。至于古代， 我国的行政建置采取州、郡、县和省、府、州县等系列。省、府、州、县辖区很大，治所则设在城镇中。因此，当时的城市往往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驻地，称作京师、会城、府城、县城等。而这些城市甚至不具有独立的行政建置，但并不妨碍我们对之作城市研究。如湖北省会设在武昌，但武昌城区并非独立行政单位，它划分为若干里坊，均隶属于江夏县。江夏县作为地方行政建置，不仅管理武昌城内的里坊，还管理许多城区外的乡村。这是我们治古代城市史时自然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