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史研究的兴起，其驱动力来自史学自身，也来自史学之外。从学术和社会的双重背景中，我们可以理解到这一学科出现并日趋活跃的必然性、重要性。
    第一，史学体系中衍生出的城市史分支，是学科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学科发展、分化的产物。任何一个学科要发展，就必须深化和创新。我国传统史学和近现代史学的巨大成就人所共鉴，但视野不广、课题老化、领域狭隘等问题也一定程度存在着。因此从古代史到近现代史，都有人屡屡提出如何深化、如何创新，乃至如何摆脱困境的问题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史学界都感受到时代、科学和现代文明对史学的挑战。拓宽史学领域，建构具有现代感的新学科，引起了史学界的普遍重视。包括文化史、社会史、中外关系史、科技史、城市史等，都应运而生，应运而兴。以近代城市史研究而言，上海、重庆新推出的《上海近代城市研究》、《近代重庆城市史》，都突破了中国近代史的传统格局，显示出史学向社会、经济、文化以及贯穿其中的近代化历程的倾斜。
    城市史作为一块未被开垦或垦而不深的沃野，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是可以采撷新成果的领域。开展城市史研究，对我国的史学体系来说，不仅是量的简单增加，而且从理论和内涵上补充了一定的新质，从思维、视野到框架、章法、内容，都会有突破和创新，从而促进史学的进步和变革，有助于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和时代化。同时，这一开拓性的事业，也有利于史学人才的脱颖而出。
    第二，丰富的资源优势和相关学科的发展，给城市史学科以孵化力、催生力。我国拥有大量的城市，城市中又有大量历史的现实的资料。这些可以满足城市史学科发育的需要。国家还先后公布两批历史文化名城共62个，制订了文物保护法规，还创建了相应的博物馆、档案馆；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人们对城市历史、城市文明的认识，有助于城市史的建构。特别是在近一二十年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众多的城址考古发掘和城市文物出土，引发人们对城市起源和城市文明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夏、商时代若干原始城址的发掘，推进了对中国城邑文明之源的认识。废置和淹没在戈壁荒沙中的楼兰古城址也撩开了神秘的面纱。即便是人所熟知的西安，从1975年开始的城址发掘工作，证实唐代长安为今天西安市城区（明代所建西安城墙内）的6倍。至于在西安附近发掘出的规模恢宏壮观的兵马俑则成为世界上的一大奇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城市的考古研究、历史研究的兴起就有了必然和必要。这种状况很类似于欧美在十七八世纪工业化运动中大量城址的考古发掘，推动了城市学以及稍后的城市史学科的兴起。
    相关学科的发展，对于城市史的学科发生了良性互动。近若干年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丰富了人们对城市结构和历史的认识。海外常将城市学列入社会学体系，城市史列为社会史分支。其实，社会史也是史学的组成部分，从总体上讲，城市史仍是史学的分支，是史学和社会学、城市学的联姻体。近年来的文化学、文化史的研究也对城市史发生共振。城市是人类文化集中的聚落和区段，城市文明以其主导作用制约人类社会。在热烈的文化讨论中，不管是中华文化或区域文化，事实上都是以城市文化为重心。如中华文化离不开古都、古城，海派文化离不开上海，岭南文化离不开广州，巴蜀文化离不开重庆、成都，吴越文化离不开苏州、绍兴等。学科建设的相互引发、渗透，在城市史与社会史、文化史、中外关系史、建筑史、自然科学史以及社会学、城市学、文化学等之间，其密切的程度可以视为亲缘体。这些相关学科对城市史具有催生力，城市史也给这些学科的发展以同样的推导。
    在改革开放的态势下，国际间史学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也给城市史的建构提供参照系。本世纪20年代城市史学科首建于美国，六七十年代欧美的城市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据统计，国外有关城市史著作六十年代按年度平均计算突破了500种，七十年代中期为1000种，1982年已达到1400种，中国城市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各国汉学家的重视”②。如（美）罗兹·墨菲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美）罗威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都是引人注目之作。最近，英国组织30余名英美专家学者，准备用12年的时间，编写一部英国北部历史名城格拉斯哥的史卷。英国还专门设立“格拉斯哥史”学位，召开主题学术讨论会。“这项研究工作受到柏林、芝加哥等世界著名城市的重视。专家们认为，该书将成为欧洲城市研究著作中的精辟之作。”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