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维新之士有关文化问题的各家论说，我们可以发现，价值观念的转变或多或少的也在概念的选择上留下了痕迹。早期的一些字典条目表明，“文明”与“文化”（包括一些传统表达）虽然略带差别，但是基本同义。（注：在各种论说中，“文明”“文化”亦时常不分，如黄遵宪《日本国志》（1890）所云：“……曰日本法律仍禁耶稣教，背宗教自由之义，实为文化半开之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年版， 第229页））尽管如此，在实际运用中，选择是明显的。五口通商之后， 表示文化发展的多数传统概念既可论述西方，亦可谈论中国（后者常常与传统的、以儒家学说为框架的中国文化相关联）。而在有关价值取向的论说中，尤其在世纪之交前后，维新之士在情绪和思想上逐渐偏向于一种带上了新时代色彩的概念，这就是“文明”概念。
    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史学家刘易斯·亨利·摩尔根曾在其著名的《古代社会》中，以进化论观点划分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注：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1878年版，（Lewis H.Morgan,ANCIENT SOCIETY,OR RESEARCHESINTHELINESOFHUMANPROGRESSFROM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CIVILIZATION,New York 1878））如果说人类历史本来就是一部文明史，那么，其痕迹不但应该见之于历史的开始，也应见之于历史过程。然而，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在论述文明的时候，常常有意无疑地视文明为历史的一个片断（即使是一个很长的“片断”）；换句话说，时人常常把一个历史时期看作文明的开始或中断。“文明”二字除了用以表达西方的、尤其是近现代之文明以外，多半只出现在描述久远的中国“黄金时代”的上下文中，如薛福成所论：“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上古狂榛之世，人与万物无异耳，自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相继御世，……积群圣人之经营，以启唐、虞，无虑数千年。于是鸿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自唐、虞讫夏、商、周，最终治平，洎乎秦始皇帝吞灭六国，废诸侯，坏井田，大泯先王之法。”郑观应亦有同样的说法：“考诸上古，历数千年以降，积群圣人之经营缔造，而文明以启，封建以成。自唐、虞讫夏、商、周，阅二千年莫之或易。”（注：郑观应：三十六篇本《易言·论公法》，《郑观应集》，上册，第66页。）或曰：“礼之兴也，其在中古乎？当黄帝与蚩尤战于版泉、涿鹿之间，方耀武功，未遑文教。及尧、舜继统，垂衣裳而天下治。于是乎礼文具备中天之也，号为文明。”（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典礼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74页。）很明显， 这里所用的“文明”二字，只是约定俗成的说法，取自于传统，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文明”。而当历史进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人们在论说先进的欧美文化时所采用的“文明”二字，显然受到了西欧“文明”概念的影响，也就是说，它已经与现代欧洲文明概念相对应，换言之，“文明”这个中国早已有之的词，已经有了新的含义和新的视角。正像人们用传统的“文明”概念状写近世发展而必然使古词增添新意一样，当“文明”开始获得新的生命力的时候，当然不会马上失去其古汉语痕迹，新旧承接关系是不可否认的。因此，我们也不一定能够一直准确无误地断定“文明”二字的新与旧。
    既然“文明”体现了一种价值观，可以表现为对“三代”之恋旧，也可以表现为近代现代西方的憧憬，那么，中国似乎不配受用“文明”二字，“无道”亦无“文明”可言：
    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而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陵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馀年，乃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注：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丛书》，第627页。）
    中国之失教化者二千馀年矣。（注：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丛书》，第906页。）
    或曰：
    ……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蛮者，再二千年，将由今日之土番野蛮降而猿狖，而犬豕，而蛙蚌，而生理殄绝，惟馀荒荒大陆，若未始生人生物之沙漠而已。（注：谭嗣同：《仁学》三十五，《全集》，下册，第344页。）
    中国动辄援古制，死亡之在眉睫，犹栖心于榛狉未化之世，若于今熟视无睹也者。（注：《谭嗣同全集》，第319页。）
    我们也许可以提出一种假设：从词源上比较，“文”与“明”的组合与欧洲思想史中的重要概念enlightenment （英语：启蒙）、Aufklarung（德语：启蒙）的相通之处，也许是维新之士青睐“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注：欧洲“启蒙”一词，源于神学中的光之比喻：“给黑暗以光明”、“恍然大悟”；或来自气象描写中的感官体验：“阳光通明”。汉语“文明”，本有光照之意，如光明、有文采。《易·乾》：“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曰：“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又如文德辉耀。《书·舜典》：“浚哲文明，温恭充塞。”孔颖达疏曰：“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Clarte（法语：明晰，明了）和enlightenment 作为西方新的精神状态和思维形态之典范，可以用来区别文化保守主义，用来反照与中国过时的世界观连在一起的蒙昧与迷信，并成为一种信仰和斗争武器。这种时兴的、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不断得势的“文明”概念，指的正是西方“先进的”精神和物质文化，以区别于传统的、过时的老中国文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梁启超那里找到足够的明证：“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勃兴。中国苟自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地球既人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注：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1896），《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09页。）或曰：“今所称识事务之俊杰， 孰不曰泰西者文明之国也。欲进吾国，使与泰西各国相等，必先求进吾国之文明，使与泰西文明相等。”（注：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1899），《饮冰室文集》之三，第61页。）
    众所周知，如何翻译外语概念，或者把什么视为某一外语概念的汉语对应词， 有时恰到好处， 有时却是牵强之译。“文明”与civilization的对应，也许正由于它们既表示进步和发展，又是“野蛮”的对立词。当某一译词真正确立或成为“标准”译法以后，人们往往不再追问其原委；但是，它的“标准化”及其流传，时常也有机遇性、甚至偶然性。这是因为同义词常常给人以选择的余地，“开明”（注：参见《汉语大词典》：汉扬雄《法言·问道》：“吾焉开明哉？惟圣人为可以开明，它则苓。”汪荣宝义疏：“‘开明’即发矇之意，言开矇以为明也。 ”）便是一例。 用它移译civilization也未尝不可：
    日本一岛国耳，自通使隋唐，礼仪文物居然大备。因有礼仪君子之名，近世贤豪志高意广，竞事外交，骎骎乎进开明之域，与诸大争衡。响使闭关谢绝，至今乃一洪荒草昧未开之国耳。（注：黄遵宪：《日本国志》（1890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 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