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以二十年代两位名人对文明文化的讨论结束本文。胡适于一九二六年发表了《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开篇便提出三个“基本观念来作讨论的标准”：
    第一，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
    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
    第三，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l），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l）， 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们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注：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1928年版，三集，卷一，第1-2页。）
    无疑，胡适的三个“基本观念”是他对文明文化概念的界定和诠释，而且，他以为“这三个观念是不须详细说明的，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承认的”。但是，张申府却不以为然，随即发表《文明或文化》一文，责难胡适论说，认为胡适的三个基本观念“条条、个个，都不能无疑”、“适之先生的这个文明界说，实觉确难承认。”（注：张申府：《文明的文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哲学卷》（原载《所思》，1926年9月9日），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208、210页。）张文的重点在于概念的廓清；他视胡适的第三条定义为“强为之辞，……因为精神的，物质的，根本原来无分别”。（注：张申府：《文明的文化》， 《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哲学卷》 （原载《所思》，1926 年9月9日），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 第211页。 ）张文着重否定了胡适的前两个界说，理由是：“基本之下，还有基本。”（注：张申府：《文明的文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哲学卷》（原载《所思》，1926年9月9日），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208页。）胡适认为“文明”与“文化”不是同物，是二物； 张申府则旁征博引，以说明“文明”与“文化”分别之不当：
    本来，英法是以“文明”自骄，而德是以“文化”自异的。但现在，在两方研究这个问题的，彼此所谓，外举大体已经一致。（注：张申府：《文明的文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哲学卷》（原载《所思》，1926年9月9日），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209页。 ）
    鉴于此，张申府提出：
    所以我意“文明”与“文化”，在中国文字语言中，只可看成差不多与“算学”与“数学”一样，只是一物事之二名，或一学名一俗名。不必强为之区异。或则顶多说，文化是活的，文明是结果；也不过一事之两看法。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视野，本文不想从今天的立场和认识程度来评判孰是孰非，只想指出胡适对“文明”与“文化”之区分，或多或少的来自（上文已经论及的）德国观点，而张申府的见解，更倾向于英法之见。我们从这两篇文章也能大概了解，二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明”“文化”概念的接受和认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