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
    于五洲殊种，由狉榛蛮夷，以至著号开明之国，挥斥旁推，什九罄尽。（注：严复：《原强》，《严复集》。）
    十九世纪进入尾声的时候，“文明”二字口趋时髦。梁启超为“文明”概念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照石川祯浩的说法，梁氏“正面地打出作为civilization的‘文明’旗号，乃是在1898年戊戌政变以后亡命日本之时。……‘文明’这一新词汇，经梁启超的宣传鼓动，终于在中国这块土地里扎下了根”。（注：石川祯浩：《近代中国的“文明”与“文化”》，第3页。）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未免有些过甚其词， 因为那毕竟是许多人的功劳。且以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的、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的几段文字为例（都在1898年之前）：
    余之观伦敦，亦不过枝上林禽而已，盖此地为近今文明之都府，其历世之久，二千余年矣。且伦敦之胜境甚伙，或于一方，设地下铁路，夸文明之奇观。（注：《时务报》，第11册（1896年11月15日）：《伦敦论》，译国民新报，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版，第729页。）
    俄以农为生业，约一万万人，以渔为生业，五十万人；要之俄人不知文明为何物者，亦甚伙也。（注：《时务报》，第16册（1897年1月3日）： 《论俄人性情狡诈》，译国民新报，台北京华书局1967 年版，第1083页。）
    外国文明，技艺兴盛，实为未开陋邦所不能梦见。（注：《时务报》，第16册（1897年1月3日）：《朝鲜大臣游欧美有感》，译时事报，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版，第1090页。）
    君主专制，黔首无力；国家以愚其民为能，不复使知政府为何物。当是之时，安有政党兴起哉，及文明大进，世运方转……（注：《时务报》，第17册（1897年1月13日）：《政党论》，译大日本杂志， 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版，第1145页。）
    野蛮之地，无社会者焉。及文明渐开，微露萌叶，久之遂成一社会。（注：《时务报》，第17册（1897年1月13日）：《论社会》， 译大孤朝日报，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版，第1148页。）
    中国大员，若欲知欧洲文明精髓所在，则……
    日本尝汲汲采文明之利器，实使欧美惊叹；而变革之疾速，亦使欧美生畏惧之念矣。于是乎今也自船舰炮枪，至法律制度，精通其神理者，盖亦不鲜。而其二十年来所施设，或简派俊才，同往欧洲，入其学堂，或学其言语，译其书籍，或聘外人为师，或编制法典，惟恐文明之难及，故致有今日之盛矣。（注：《时务报》，第17册（1897年1月13 日）：《中国论》，译文明日本报，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版，第1151 、 1152页。）
    财币流通，未免迟缓；当是之时，欲仿文明之地，所行成法。（注：《时务报》，第22册（1897年4月2日）：《论黑龙江省将来大局》，译东邦学会录，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版，第1499页。）
    中堂自扬言云，敝国应筑铁路，又采列国各种文明之利器，以更新中国，是盖有抒胸臆之语。（注：《时务报》，第29册（1897年6月 10日）：《论东亚客岁情形》，译东邦学会录，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版，第1971页。）
    很明显，“文明”概念在上文中指的是整个文化层面。郑观应1900年对欧洲近世文明的赞誉亦告诉我们，时人对“文明”的理解全然不是“纯物质”的：“一千一百四十四年，当宋高宗绍兴十四年，意大利新立议会。一千二百六十五年，当宋度宗咸醇元年，英国始定议院章程，垂诸后世。嗣兹而降。议院大兴，文明日启，遂为千百年有国不易之宏纲。”（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原君》，《郑观应集》，上册，第337页。）而在梁启超那里， 我们可以明显发现精神与民气在“文明”概念中的优先地位：
    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陆有石室，川有铁桥，海有轮舟，竭国力以购军舰，睃民财以效洋操，如此者可谓之文明乎，决不可。何也，皆其形质也，非其精神也。求文明而从形质入，如行死港，何处遇窒碍，而更无他路可以别通，其势必不能达其目的，至尽弃其前功而后已。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也。（注：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1899），《饮冰室文集》之三，第61、62页。）
    至少在维新之士眼里，西方近现代文明所造就的新式文化，已将与其对立的、过去的、阻碍进步的老中国文化排除在外。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也明确指出：“由是观之，欧洲十九世纪之文明，其度越前古，凌驾亚东，诚不俟明察而见矣。”（注：鲁迅：《文化编至论》，《鲁迅全集》，第55页。）人们在那个求新求变时代喜用的“文明”概念，指的是一种带普遍意义的文明现象：即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即是技术的，又是社会的文明程度，而并不象德国的一些对文明持悲观态度的思想家所惯用的那种精英式的“精神文化”与“纯物质文明”的划分。（注：西方思想界有一种假设（参见前引诺勃特·埃里亚斯：《论文明进程--社会遗传与心理遗传研究》），即认为“文化”是德国精神，“文明”则为法国特色（亦包括英美）。确实，德国人对“文明”与“文化”的内在区别早有思考，尤其在十九世纪；但是，直至1880年代，Zivilisation在实际运用中基本上作为Kultur的同义词。到十九世纪末，德语中对两个概念的区分越来越明显：“文明”多半指物质的、外在的、实用的方面，“文化”则指精神的、内在的、道德的方面。《艺术看守人》杂志（KUNSTWART，第十四期，1901年，第十五册，第81 页）中的一种解释是很有代表性的：“维持和方便人类生活是文明的最终意图；而使人类生活得以美化和完善的，则是文化。”按照这种说法，“文化”显然高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