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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代表知道与法国谈判的局面已经改观，他们在巴黎“被动无奈”的等待即将画上句号。1777年12月8日，富兰克林等人致信韦尔热纳，请求他考虑差不多一年前呈递给法国政府关于签署“友好通商条约”的建议。（36）韦尔热纳很快做出回应。12月17日，受韦尔热纳之命，法国谈判代表康拉德·亚历山大·热拉尔来到美国谈判代表住处，正式通知富兰克林等人，经过长时间的充分考虑之后，国王陛下决定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与合众国签署友好通商条约。富兰克林等人即刻将这一重要情况汇报给大陆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37）在谈判中，法国提出，法美两国在达成通商条约的同时应签署一个军事联盟的协定。富兰克林等人本来对法国作为盟国介入战争就没有太大的异议，只是不希望把合众国的未来与一个欧洲大国联系在一起。此时，美国的主要目的首先是获得对英战争的胜利，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屹立在世人面前，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与获得外部国家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至于其他考虑，美国也就无暇他顾了。1778年1月初，热拉尔告知富兰克林等人，法国准备与美国签署通商条约和军事盟约，军事盟约的条款由法国提出，热拉尔对富兰克林等人详细解释了法国政府签署军事盟约的目的。据热拉尔1月9日写给韦尔热纳的报告称，富兰克林等人表示赞成。他们“有点欣喜若狂地赞成这种安排。富兰克林先生承认，他从中看不出有任何不崇高和不公正的条款，也看不出与最慷慨高尚的目的有不一致的地方”。（38）1月8日，路易十六向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通报了与美国谈判的情况，希望西班牙能够与法国联合行动，公开介入战争。西班牙王室未能给予明确回复，法国只好单独采取行动。法美谈判代表经过一个月的交涉，于1778年2月6日在巴黎签署了《友好通商条约》和《联盟条约》。 法美《友好通商条约》共33项条款，其主要内容是：双方同意在“商业和航海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并对如何实施最惠国待遇做出具体的规定；法国在自己的海域内对美国商船及其货物提供保护，法国战舰对公海上航行的美国商船提供护航；美国承诺对法国臣民的商船及其货物提供类似的保护；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同意与北非国家斡旋，给美国商人在地中海一带的商业活动提供安全；法国人和美国人均不得在另一国领海内进行捕捞活动；“自由船只所载货物自由”，战时禁运品例外，并对禁运品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合众国将从来不向运往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商品征收出口税；相互同意一方在另一方港口有驻扎领事、副领事、代办和代表的自由；除了法属西印度群岛已经开放的自由港之外，法国同意向美国商人开放在欧洲的一个以上的自由港。（39）美国在发展与法国的贸易关系上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联盟条约》共13项条款，其主要内容是：在目前英美冲突期间，如果战争在法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作为盟国，法国和美国将使之成为共同的事业；该联盟的目的是“有效地维护合众国不仅在贸易上而且在政治上的自由、主权以及无限制的绝对独立”；合众国可以试图从英国手中夺取“美洲的北部地区”和百慕大；法国明确表示放弃对这些领土的要求，但将保持其占领的任何加勒比岛屿；在未得到另一方的正式同意之下，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不得与英国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40）这两个条约于1778年5月4日和7月16日分别获得美国大陆会议和法国王室的批准，开始生效。 美国与法国结为军事联盟尽管违背了大陆会议与法国谈判的初衷，也是当时很多美国人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但急欲让欧洲国家承认自己独立合法性的美国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与法国结盟促使了处于“犹豫不决”的法国公开介入反英战争，开了承认美国独立的先河，对其他欧洲国家改变对美国革命的消极态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赴欧洲的美国使节对此早有认识。1777年10月6日，被大陆会议派往意大利托斯卡纳公国的谈判代表拉尔夫·伊泽德在巴黎致信大陆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说，欧洲大国似乎正在等待凡尔赛王室关于承认美国独立的决心。他认为，只要法国开了先例，所有那些其利益使之希望削减英国权力的国家将紧随法国之后。（41）1778年1月2日，大陆会议派到奥地利的代表威廉·李致信查尔斯·托马森，谈到普鲁士首相对他说，国王陛下将不是承认美国人独立的最后大国，但是阁下必须清楚，对陛下来说，率先承认将是不“正常的”；至少法国应该树立先例，因为该国的政治和商业利益与贵国更为直接地联系在一起。威廉·李由此得出结论，只要法国与合众国签署了相关协定，普鲁士国王将毫不犹豫地紧随其后。（42）与法国签署两个条约之后，富兰克林等人在致信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信中强调，合众国现在与法国结为盟国，这“对维护其自由和独立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一联盟将无疑促使了与西班牙和波旁家族的联盟，可能也促使了与荷兰和其他欧洲大国的联盟，因为这些国家对贸易自由很感兴趣，无不希望削弱英国的力量……当法国决心维护其与我们的贸易时，一场战争注定是不可避免的”。（43）这些身处欧洲的美国谈判代表也许过高地估计了法美结盟对其他欧洲国家的影响，要这些国家效仿法国与美国签署通商条约甚至结盟远不是仅凭法国参战所能决定的。因此，他们设想欧洲大陆那些深受英国海洋霸权之害的国家将支持美国独立的局面几乎没有出现，但法美结盟的确改变了合众国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地位，尤其是法国对合众国独立的承认使这个新国家履行一个主权国家的功能具有了实际意义，这种结果显然有效地改善了合众国面对的国际环境，给美国争取更多国家的援助提供了广阔空间。 法美结盟对西班牙积极投身于对英战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班牙和法国是一个长期视英国为竞争对手的联盟，两国王室均属于波旁家族，所以法西联盟在历史上被称为“家族联盟”（Family Compact）。在法美盟约缔结之前，西班牙王室基本上与法国王室同步行动，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两国基本上保持了步调一致。受法国王室政策的影响，西班牙王室在法美结盟之前也对“反叛”的殖民地提供秘密援助。西班牙对合众国的援助并不是愿意使之摆脱英国获得独立，而是出于削弱其与法国共同敌人的考虑。这在客观上使迫切需要欧洲国家承认的合众国对西班牙王室寄予希望，力图促使西班牙站在美国方面公开介入战争。法国与合众国签署结盟条约之前，曾经征求过西班牙王室的意见，希望西班牙能够与法国联合行动，加入法美联盟。美国谈判代表对此颇有信心，相信此事必会成功。（44）他们对西班牙加入反英联盟前景的估计显然有些过于乐观，不过也不是毫无根据，也许单凭美国之力很难使西班牙迈出公开与英国为敌这关键性的一步，但他们相信法国有这种能力。法美结为联盟之后，法国外交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敦促西班牙早日入盟或者至少介入这场反对英国的战争。西班牙王室尽管对法国单独与美国签署盟约颇有微词，但法国政府施加的影响在西班牙对外政策中还是比较明显的。法国没有说服西班牙加入法美联盟，但却通过1779年4月12日与西班牙签署协定促使了西班牙对英国宣战。西班牙的参战带来交战双方力量的变化，大大缓解了法美联盟面对的军事压力，尤其是法美联盟方在战舰数目上开始占据优势，这对于战局的改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45）华盛顿曾致信古维诺尔·莫里斯说：“如果西班牙人将让他们的舰队与法国联合，开始（与英国的）敌对，我的疑惧将会完全消失。没有西班牙的介入，我担心英国的海军将打算以其强大的力量挫败法国。”（46）华盛顿这里实际上强调了西班牙介入战争对扭转战局的重要性。1779年6月29日，韦尔热纳致信法国首任驻美公使热拉尔，谈到西班牙作为盟国介入战争的影响，“西班牙的部队开始与法军联合，致力于给英军以沉重一击，迫使英国承认美国的独立”。（47）詹姆斯·麦迪逊认为西班牙对美国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48）美国争取西班牙成为盟国的外交努力尽管遇到了挫折，但西班牙并没有成为美国打赢这场战争的障碍，反而在提供给合众国的援助上成为仅次于法国的第二大欧洲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参战后对西班牙施加压力以及西班牙力图与法国政策保持一致的结果。 对处于战争状态的美英两国来说，战争的局面无论有利于哪一方，进行战争本身都会使它们付出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代价。战争只是一种手段，追求有利于自己的和平条件才是交战方进行战争的总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讲，法美结盟加大了美国迫使英国让步的“筹码”，客观上加快了英国承认合众国独立的媾和进程。美国与法国签署结盟条约之后，英国竭力想造成这一联盟的分裂，向合众国境内寄发致当地民众的呼吁书，散播一些自称是被截获的信件，目的是让美国民众清楚法国为“阴险小人”，而英国才是合众国的真正朋友。富兰克林的英国友人戴维·哈特利在诺斯首相的授意之下，致信富兰克林强调与英国结盟优于与法国结盟。（49）桑顿是安插在阿瑟·李身旁的英国间谍，他向英国王室提供的秘密情报表明了美国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和。英王乔治三世对这些情报非常重视，1778年3月上旬连续给诺斯发信数封，声称如果桑顿所言属实的话，法国会重新考虑是否参战，因为法国担心美国人也许在危难时刻会置其于不顾。这种结果势必导致“目前动荡的局势将很快结束，这只老狮子将会重新发威”。（50）乔治三世这里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诺斯加快与合众国和解的步伐，设法阻止法美盟约在大陆会议上批准生效。
①参见Samuel Flagg Bemis, The Diplomac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55, 184; Felix Gilbert, To the Farewell Address: Ideas of Earl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85; Jonathan R. Dull, “France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een as Tragedy,” in Ronald Hoffman and Peter J. Albert, eds., Diplomacy and Revolution: The Franco-American Alliance of 1778,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81, pp. 75-78. ②参见Edmund S. Morgan, The Birth of the Republic, 1763-178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p. 84; David Schoenbrun, Triumph in Paris: The Exploits of Benjamin Frankli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6, pp. 177-178. ③美国学者的观点详见两本关于法美联盟的论文集，Lawrence S. Kaplan, 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a Candid World,”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Hoffman and Albert, eds., Diplomacy and Revolution: The Franco-American Alliance of 1778. ④参见Franklin to Charles William Frederick Dumas, December 19,1775, in Mary A. Giunta, ed., Documents of the Emerging Nation: U. S. Foreign Relations 1775-1789,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98, pp. 2-4. ⑤Franklin et al., Committee of Secret Correspondence to Arthur Lee, December 12,1775,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Ⅱ，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89，p.63.原书可在http://www.archive.org网站上获得（下同）。 ⑥参见Dumas to Franklin, April 30，1776, in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Ⅱ， p.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