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人们稍为留意，就不难发现，上列世系实抄自《史记·楚世家》。为了便于对照，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楚之先祖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视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曰诛重黎，而以其帝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视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圻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
    若表列之则为：
    黄帝-昌意-高阳-称-卷章-重黎-吴回-陆终-彭祖。
    两相比较，钱氏谱系与此大体相同，唯颛顼高阳与卷章之间缺少“称”，而吴回只作“回”。值得注意的是，《楚世家》讲得十分清楚，到了殷末，彭祖氏已消亡。而《钱氏家乘》云彭祖“历夏、商、周，为三代国师”，自然只是神话而已。古代文献中有不少书提及彭祖，但都是三言两语，使人无法捉摸，有的则完全是神话性质，如《神仙传》云：“彭祖讳铿，帝颛顼之玄孙，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寿终也。”钱镠把彭祖编造为自己的始祖，本来已是离奇，遗憾的是，目前竟有人热衷于此，大做积考证文章，论述彭祖确系钱氏始祖，以至出现了钱姓与彭姓争夺始祖的情况。
    又如，浙江绍兴大禹陵附近有姒姓家族，自称为禹的后代，并以晚清所修之族谱为凭。笔者认为此谱记载绝不可信。尽管记载禹及其后代事迹的材料有《史记》的《夏本纪》，和《陈杞世家》，但许多事情至今仍不太清楚，所以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讲：“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25〕孔子已经感叹作为夏的后代杞的文献不足征。令人费解的是2000多年后的人居然能编制世系分明的族谱，其可信程度自然可想而知。司马迁在《陈杞世家》中讲得很清楚，对于夏的后裔，“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楚惠王之四十四年，灭杞。”“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在该世家最后，司马迁还指出：“至禹，于周则杞，微甚，不足数也。楚惠王灭杞，其后越王勾践兴。”这就是关于夏禹后世的全部记载。因此，笔者认为，像禹这样传说中的人物，与炎、黄、尧、舜一样，都应看做是中华民族共同之祖先，退一步言，禹起码也是越族的共同祖先，而不应视作某一姓之祖先。
    综上所述，对于把传说中人物当做始祖的宗族和族谱，研究谱学的学者和专家应当小心对待，更不能推波助澜，以增强家谱研究的科学性。
    使用家谱资料应当审慎
    家谱、族谱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其它史料无可代替的，但这并不是说每部家谱都必定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谭其骧先生指出：“我们的祖宗给我们传下来八千多部方志，这是我国一个很伟大的、特有的宝库，这中间有大量的可贵的史料。这是肯定的。但是，这决不等于说，旧方志中的资料完全可靠，完全可信。我喜欢说老实话，老实说，我们八千多部地方志并不是每一部都修得好，旧方志十部中难得有一部好的，大多数是不好的，但坏的也保留了那个时候的资料。对待地方志中的每一条史料都要慎重，照搬照抄要上大当。……虽然每一部方志都有保存价值，但对方志中的各个项目，每一条具体记载，我们决不能轻信不疑，不经考核，照抄照搬。”〔26〕即使有价值的家谱也并非全部内容都有价值，研究者应慎重，以免造成不良影响。如有人只根据从浙江江山县收集到的《须江郎峰祝氏族谱》，便认为“发现了一首岳飞在绍兴三年赠祝允哲大制参的《满江红》及祝允哲的和诗（词）”。未经考证真伪，即认定这对进一步探讨岳飞《满江红·写怀》词的真伪“提供了新的重要文献”〔27〕。某大报转载此说，一度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不久，朱瑞熙先生发表《〈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伪作》一文〔28〕，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宋代根本就没有族谱中所讲的“祝臣”、“祝允哲”这两名官吏，族谱中载祝允哲之父祝臣是“北宋绍圣年间兵部尚书、太子少保、都督征讨大元帅、上柱国、宣国公”，而祝允哲则是“靖康元年钦宗敕授大制参，督理江广粮饷，提督荆襄军务”。朱先生指出：“如果宋哲宗绍圣年间真有‘祝臣’其人，他的差遣之一兵部尚书是从二品官，《宋史》便不可能不为立传，此其一。即使《宋史》不为立传，作为这样身负重任的高级官员，‘祝臣’的政治活动必然会在《宋史》、《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其它数百种宋代史籍、文籍中留下蛛丝马迹，不至于影踪全无。”文章还从宋代官制规定，揭露制假者的破绽，最后论证了《祝允公和岳元帅述怀》与所谓岳飞《调寄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两词全是伪作，而作伪者是明代或清代的祝氏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