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是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第一次重大的选择，另一次重大的选择便是马克思主义。当时西方哲学思想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还有罗素、柏格森、杜威、尼采、叔本华、康德的思想，反映在史学发展方面，这些哲学思想激励了中国知识分子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和勇气，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20世纪初，唯物史观已开始传播，十月革命后出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潮。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撰文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应用于历史研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以后，在十年内战期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得到发展，并在实践中走向繁荣。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随着中国开放意识的不断加强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这种发展过程是中国传统史学与外国文化撞击交融、消化吸收的过程，是建设中国新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
    施丁：本世纪我国的史学，大致是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它经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本世纪初至二十年代。这时的史学，新陈代谢，西方近代史学进来了，是新的，与土生土长的旧史学争领地，旧的相形见绌，败下阵来。《清史稿》于1927年问世，以后便难以为继了。这标志着旧史学告一段落，但它也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只是不能不委屈求生而已。
    第二阶段，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各家相争，各显神通。这一斗争此前已见端倪，此时更为激烈。唯物史观的宣传和运用，显出威力，产生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通史简编》等著作，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起来。文化史观、古史辨说、唯心之论、史料之学等等，纷纷登台亮相，有着可观的成绩。相互比较，自有长短，但都有生命力，各有建树，很难说谁胜谁负。在当时的战乱年代，史学能有作为，实在难能可贵。
    第三阶段，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独享际遇，随着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凭着党和国家明确的指导思想，再由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导演”作用，顺利地处于史学主流，有虎虎生气，也有明显失误。其他史学流派似乎“蛰伏”，或偶尔流露。
    第四阶段，“文革”时期，为时十年。这时期很特殊，史学也有特殊性。各家史学都在经受严峻的历史考验。
    第五阶段，自1978年至今，各种学派似逢初春、惊蛰前后，生气与死气并存，胜笔与败笔都有，浮躁与谨严不一，阵线待清理，家数有更新。颇疑“三王之道若循环”，实在螺旋式之又一环。能得道者得天下，能说明历史者必生存。试看今日之史坛，竟是谁家之天下？！暂且慢言主流支流，只是断言唯物史观依然有生气。
    马金科：20世纪是中国史学的变化和大发展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发展，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首先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是新史学的产生。但新史学诞生时即带有某些先天不足的方面。它主要是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也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日本翻译的西方著作中吸取理论的。它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初至三十年代以前。新史学的主要贡献是打破家谱式的封建史学体系，建立起初步的史学理论，探讨史学研究的科学性问题，带动了新史料的挖掘，特别是河南殷墟的挖掘、敦煌资料、内阁大库资料等的整理，是了不起的，开拓了史学领域。为考古学、敦煌学、史料学及某些专史或断代史打下基础。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家的辉煌成就，代表了新史学的黄金时期，而他们的成就与新的方法论和新史料的发现是分不开的。
    新史学的不足之处是史学理论的不成熟，某些方面有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现象，如讲史学宗旨及民族形成等问题上都有表现。另外，这时期的史学著作中教科书居多，断代史研究较多，专门性的问题研究较多，缺乏系统全局性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使史学领域发生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有一个酝酿阶段，这个阶段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始的。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介绍很多，那时介绍和论述较多的是《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李大钊首先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应用于史学研究。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式形成，是在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时。其重要标志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商时代的中国社会》。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虽出版较晚，但也应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时期的代表作。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熟与高潮时期的到来是在延安时期。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对中国古史、近代史及中国古代、近代社会性质的系统论述。可以说他的许多论证支配和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近半个世纪，直到现在仍具有广泛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后，史学研究进入系统化研究的阶段。由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促进了中国通史研究的发展；而且出现带有全局性的专题和专史研究，及历史方法论研究，使史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