络绎不绝前往清使馆的日人，于是尽多此辈，所谓“入境以来，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户外屦满，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注：石川英：《日本杂事诗跋》。）。说此语的石川英便为个中人，其与知恩院僧彻定、天德寺僧义应初来使馆，正是“各袖诗往谒”（注：义应：《芝山一笑跋》。），而以得和诗为荣。这也使得黄遵宪在日本汉诗文作者交往时，往往以文化导师自居，颇具优越感。
    明治十年代，东京汉学界中，诗社文会活动还相当频繁，黄遵宪等人因此常被邀出席。即使宴饮赏花，也是聚必有诗。黄氏虽因公务繁忙，与使馆其他人相比更多节制，但仍少不了应酬。现存黄遵宪《宫本鸭北以樱花盛开招饮长华园即席赋诗》，便是1878年4月4日，元老院议官宫本小一在其巢鸭别墅长华园设宴，招待清朝正、副二使及参赞黄遵宪时所作，日方作陪者则有著名学者重野安绎、中村正直及汉诗名家小野长愿等，各人均有诗作，使此席成为名副其实的诗筵（注：参见《明治诗话》第282 页及中村正直《敬宇诗集》卷三（东京：敬宇诗集刊行发行所，1926年）、小野长愿《湖山近稿续集》卷下（东京：游焉吟社刊本，1879年）。中村诗题为《宫本雅契邀宴何、张二大人，而余亦与焉，诗以纪喜》，小野诗题为《宫本君长华园集，邂逅清国钦差何、张两星使及黄参赞，座间赋呈》，并附录张斯桂副使次韵一首。）。
    其时，日本汉诗文作者中又流行相互评点的风气，黄遵宪也经常受到此类邀约，其部分评语散见于各类汉文刊物及个人专集中。对来自中国人士的意见，日本汉学者极为重视。宫岛诚一郎刊印《养浩堂诗集》时，甚至将老师、同学、诸名家的“前后批评”一概抹去，“皆不录”，以其“格律不精，音节不谐”，而与中国文人学者的评点间有抵牾，保留集中的于是只有何如璋、黄遵宪、王韬等人的评鉴。而黄氏自视甚高，虽也出赞语，却比他人矜持。其评宫岛诗时，“不少假颜色，痛加校阅”，他人“或以为过刻”，宫岛反而心悦诚服，视黄为不可多得的“益友”（注：《养浩堂诗集·例言六则》、《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284页及杨守敬与宫岛诚一郎笔谈稿， 后者见陈后捷《杨守敬と宫岛诚一郎の笔谈录》（《中国哲学研究》第12号，1998年3 月）。因杨言及黄遵宪“诗文多粗而无法”，宫岛答以：“黄君仆之益友。于两国交际之始，得此人，仆颇获大益，于其小疵不论也。”）。
    应邀为日人的汉文著作题字、撰序跋，更是出使者所应有事。黄遵宪也不例外，国内难得一见的黄氏手迹，在日本倒往往影印行世。在日期间，他曾为宫岛诚一郎作《养浩堂诗集序》，为生田精作《巡回日记序》，为青山延寿作《皇朝金鉴序》，为藤井忠猷作《春秋大义序》，为长荧作《中学习字本序》、为石川英作《日本文章轨范序》，为城井国纲作《明治名家诗选序》，为浅田惟常作《牛渚漫录序》《仙桃集序》与《先哲医话跋》，并曾应松本丰多之请，为已经谢世的安井衡（息轩）遗稿作《读书余适序》。将在日本发表的初稿与家藏稿比较（注：见钱仲联辑：《人境庐诗草》，《文献》，第7辑，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不难发现，黄遵宪对撰写序文颇用心，字句每有更改，以其可发抒政见、表现史识、关涉评价，故出言谨慎。
    相比而言，黄遵宪的吟诗便不乏逢场作戏的成分。即如《芝山一笑》所录的两首黄诗，其一为从未入集的《过答拜石川先生》，因系佚作，不妨抄出一读：
    望衡对宇比邻居，相见常亲迹转疏。
    今日芒鞵初过语，半帘花影一床书。
    诗语也足证二人相交，是石川多来而黄氏少往。此诗乃随手写成，并非用心之作，故不存诗稿。另一诗《石川先生以张星使之误为僧也，来告予曰：近者友人皆呼我为假佛印，愿作一诗以解嘲。因戏成此篇，想阅之者，更当拍掌大笑也》，虽经斟酌修改后，收入《人境庐诗草》，日后梁启超批点该诗，仍以为“笔太滑”，“此等诗只合与东人游戏应酬”（注：《梁启超手书〈人境庐诗草〉批语》，《黄遵宪研究》，广东语文学会近代文学研究会、黄遵宪故居人境庐管理委员会编。），视为不必留存的游戏笔墨。日本文人中也未尝无知者，龟谷行作《芝山一笑引》，即以为此中“大率一时仓猝之作，未暇求其工致”。也正因此，《日本杂事诗》以外的黄遵宪在日诗稿起码经过两次删汰，1902年编定《人境庐诗草》十一卷时，钞本中的6题22首诗又被摈除。 若除去晚年家居时补作的9题35首诗篇， 黄氏本人以为值得流传世间的在日诗作（《日本杂事诗》除外，其并非私人化写作），不过只有12题19首（注：《人境庐集外诗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所录钞本未入定本各诗为：《宫本鸭北以樱花盛开招饮长华园即席赋诗》一首，《鹤田嫩姹先生今年八十，夫人亦七十，其子元缟官司法省，来乞诗上寿，赋此以祝》一首，《关义臣囗招饮座中作次沈梅士韵》一首，《浪华内田九成以所著〈名人书画款识〉，因其友税关副长原苇清风索题，杂为评论，作绝句十一首》，《大雪独游墨江酒楼，归得城井锦原游江岛诗，即步其韵》七首，《留别宫本鸭北》一首。剔除补作者，《人境庐诗草》中剩余的旅日诗作为：《石川鸿斋（英）偕僧来谒，张副使误谓为僧，鸿斋诗自辩，余赋此以解嘲》一首，《宫本鸭北以旧题长华园诗索和》一首，《陆军〈士〉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一首，《庚辰四月，重野成斋（安绎）、岩谷六一（修）、日下部东作（鸣鹤）、蒲生絧斋（重章）、冈鹿门（千仞）诸君子约游后乐园，园即源光国旧藩邸，感而赋此》一首，《送神宍户（玑）公使之燕京》一首，《大阪》一首，《游箱根》四首，《宫本鸭北索题晃山图即用卷中小野湖山诗韵》一首，《送秋月古香（种树）归隐日向故封即用其留别诗韵》一首，《徐晋斋观察（寿朋）、吴翰涛贰尹（广霈）随使美洲，道出日本，余饮之金寿楼，翰涛即席有诗，和韵以赠》一首，《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五首，《为佐野雪津（常民）题觚亭》一首。），这与他居日四年的生命旅程显然不相称。
    之所以出现此等情况，固然与黄遵宪其时正致力于《日本国志》及《日本杂事诗》的写作有关，但同样不必讳言的是，黄氏在汉学领域的导师心态，也妨碍他平等地与日本友人切磋诗艺。从与黄遵宪1879年在东京订交的王韬略带夸张的描述中，可以想见黄氏身处的文化氛围：
    既副皇华之选，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执贽求见者户外屦满。而君为之提唱风雅，于所呈诗文，率悉心指其疵谬所在，每一篇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此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日本文教之开已千有余年，而文章学问之盛，于今为烈。又得公度以振兴之，此千载一时也。（注：《日本杂事诗序》。）
    文中连续使用“开国以来所未有”、“千载一时”这样形容度极高的词语，虽为旁观者言，却也透露了黄遵宪本人确实拥有的极大的满足感。抱此心理，黄氏与日人交换诗作，便只成为一种礼节，而很少精心结撰。这与他指点日本文士作品的持论颇高截然不同。一旦自觉权威地位已定，严责他人可显示自家才识，敷衍塞责的“游戏应酬”之作，也会得日友宝爱，黄遵宪的用心处因而多半在彼不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