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在日本“阅历日深，闻见日拓”，加以“游美洲，见欧人”，寻本探源，此时“颇悉穷变通久之理”的黄遵宪，对明治社会的认识自有不同：“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并进而肯定其“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注：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自序》。）。
    更重要的是，正是在日本期间，黄遵宪得出了中国必须学习日本、实行变法的结论。其晚年所作《己亥杂诗》有句云：“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自注特意揭出：
    在日本时，与子峨（按：即何如璋）星使言：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注：《己亥杂诗》其四十七，《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九，第826页。）
    黄本人的希望与所作的努力，自然指向“如日本之自强”。1894年底出使各国归来后，黄遵宪即致力于将其变法理念付诸实践。而《日本杂事诗》修改，集中反映了这一思想演进的轨迹，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比较初版与定稿，《日本杂事诗》的修正大体可分为删、增、改三类。完全删去的并不很多，有些因为何如璋的《使东杂咏》已先着笔，其“多纪目见所既详者，今不敢复述”，如初版第106首咏电报之作， 即与“火车、电线、邮便，《使东杂咏》俱有诗”（注：第16、49首注，《日本杂事诗》，（香港）天南遁窟活字版。下引此本诗及注，均不再注明。）同例而不存；有些则以所记无关紧要或太近民歌而与整体的诗史风格不协调落选，前者可举出原第88首“喜薰香”为例，后者则有涵括日本民间情歌而成的第117首可作证明。改写的情况比较复杂， 有分合的变化，如一分为二或合二为一，也有由于原作记述不全面或诗语粗率而改制，更值得注意的还是贯穿其中的去贬词、多褒扬的主导原则。增加的篇目，则大抵出于原未述及而此时觉其重要者，或初作仅一笔带过，太简略，特抽出独立成篇。虽然增添的部分关于礼俗者居多，以使全书更近乎竹枝词的体式要求，但因与改作均可见黄遵宪对明治新政的态度，故在本文中合并考察。
    在《日本国志》中，黄遵宪曾详述萨摩、长门诸藩在促成明治维新过程里的巨大作用，并对藩士们立会结党以左右政局的情形颇感兴趣。定稿本《日本杂事诗》因补入一诗，表现在废藩置县、请设议院以及组党活动中，藩士的浩大声势：
    呼天不见群龙首，动地齐闻万马嘶。甫变世官封建制，竞标名字党人碑。（注：第7首，《日本杂事诗广注》。以下凡出自此本者， 亦不再注。）
    日后黄遵宪之从事维新变法运动，在湖南开南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热心演说中外大事与政治原理，其根源可远溯至此。而当年的湘省，也确曾被国外视为可比日本的萨摩、长门诸藩（注：参见梁启超《戊戍政变记》卷八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横滨：清议报馆，1899年）、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五，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后文有云：“当是时，江君标为学政，徐君仁铸继之，黄君遵宪来任盐法道，署按察使，皆以变法开新治以己任。其士绅负才有志意者复慷慨奋发，迭起相应和，风气几大变，外人至引日本萨摩、长门诸藩以相比。湖南之治称天下，而谣诼首祸亦始此。”）。其他如吟咏改用阳历、推行印花税、监狱的文明管理诸诗，均明显表见黄氏对新政的赞许之情。而若联系其归国后的政治作为，则尤以报纸与警察二事关系重大。
    在黄遵宪出国前，除登录上谕和奏折的《京报》外，内地所能见到的近代化报纸，尚只有在上海创办的《申报》、《新报》等三四种。来日后，东京日报林立的情景，给予黄遵宪深刻的印象。按照《日本国志》的记述，1878年（即明治十一年，黄抵日次年），“东京及府、县新闻纸共二百三十一种；是年发卖之数，计三千六百一十八万零一百二十二纸。”而“在东京最著名者，为《读卖新闻》、《东京日日新闻》、《邮便报知新闻》、《朝野新闻》、《东京曙新闻》，多者每岁发卖五百万纸，少者亦二百万纸”（注：《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一》。）。《日本杂事诗》初稿于是有诗曰：
    一纸新闻出帝城，传来令甲更文明。曝檐父老私相语，未敢雌黄信口评。
    诗注中虽赞赏“新闻纸山陬海澨无所不至，以识时务，以公是非，善矣”，并称其“述时政者，不曰文明，则曰开化”，毕竟还太看重其反效应：“然西人一切事皆借此以达，故又设诽谤朝政、诋毁人过之律，以防其纵，轻议罚锾，重则监禁。日本皆仿行之。”定稿本则从诗到注，全部推翻重写。诗云：
    欲知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九流百家无不有，六合之内同此文。
    注文也相应改为全力表彰：“新闻纸讲求时务，以周知四国，无不登载。五洲万国，如有新事，朝甫飞电，夕既上板，可谓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事矣。”并与国中既有的品类相比较，认为：“其源出于邸报，其体类乎丛书，而体大而用博，则远过之也。”这一更改，也与《日本国志》突出“新闻纸论列内外事情，以启人智慧”（注：《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一》。）的说法趋于一致。
    具此认识，1895年归国后，黄遵宪即有办报的意识。其言，“见当道之顽固如此，吾民之聋聩如此，又欲以先知先觉为己任，借报纸以启发之，以拯救之”（注：光绪廿八（1902）年十一月一日函，《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中国哲学》第8辑，第376 页， （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显然已将报纸视为最有力的启蒙工具。因而，1896年，当维新派团体强学会被封禁后，黄遵宪立即“倡议续其余绪，开一报馆”，并“自捐金一千圆为开办费”，又写信请梁启超加盟，“专任撰述之役”。这即是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赫赫有名的《时务报》。且开办之初，事无巨细，黄氏均一一过问：“创办时所出印公启三十条，系由（梁）启超初拟草稿，而公度大加改定”；英文翻译乃由黄托人代请，东文翻译古城贞吉，亦由其托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请；“所立合同，亦出公度之手”；甚至“其致函各处劝捐，托各处派报，亦多公度之力”（注：梁启超：《三十自述》，《（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上册，（上海）广智书局，1905年；梁启超：《梁卓如孝廉述创办时务报源委》，《知新报》，第66册，1898年8月。）。因黄氏慷慨解囊，布置周详， 慧眼识人，主笔梁启超如鱼得水，才堪大用，《时务报》才得以风行海内，卓有成效地宣传了变法图强的思想，成为戊戌以前最有影响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