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领域多方面拓宽，研究课题更加贴近现实和关注学科的生长点。50年代和60年代，史学界的注意力较多集中在中国古代史分期、农民战争、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上。新时期历史学的研究广度和深度是过去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就中国史而言，断代史研究仍然是研究力量配置的一个主要形式，但是学者们的研究课题已日趋多样化，而且断代的专题研究正逐渐向上下贯通的专门史研究发展。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如中国近代化的历史道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小农经济与市场的关系，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古代疆域史与边疆政策等等，研究正在不断深入。少数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有较大加强。中华民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迅速开展。建国以后作为一门专史基本上十分冷清的文化史和社会史，如今成为吸引众多研究者的热门领域，尤其是大众文化和下层社会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长期以来研究非常薄弱的一些课题，诸如人口变动、社会组织、职业群体、家庭模式、婚姻形态、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都有不少可喜的研究成果问世。考古学在整理和总结建国以来各地考古收获的同时，积极开展了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关于原始聚落形态和城市起源的研究，关于古代陵墓制度的研究，关于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仅仅涉及古代、中世纪、近代等断代史以及政治史、革命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有限的几个方面，出版的普及性读物较多，学术专著甚少。新时期有了很大变化，世界通史、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以及许多专史和专题，都有不少研究成果。
    --重视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借鉴西方近现代的史学理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无论是统一性或多样性，只有从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比较研究中才能得到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认识。新时期的历史学在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绩。考古学的研究表明，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很可能是与代表西方文明形成的西亚两河流域文明有所不同的另一种形态。对中国古代是否也和西方古代一样存在着城邦民主制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由中国史和世界史学才合作撰写的中国和西方早期奴隶占有制社会比较研究的专著已经问世。关于中国和西欧封建社会劳动者的生产和生活状况的比较研究，关于中国和亚洲、欧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近代化过程的比较研究，都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成果。新时期翻译和出版了不少外国近现代史学理论的重要著作和有代表性的史学名著，对于扩大史学工作者的视野，更新知识结构，改进研究方法，起了积极的作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借助电脑处理史料，进行分析研究，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的兴趣。
    --一些传统的历史观念和认识受到了挑战，对不少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提出重新评价。新时期的考古发掘证明，中国文明产生的时间有可能比原先的说法提前，黄河流域也不再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的唯一摇篮。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确立，表明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和不平衡的。国家不再被简单地归结为阶级压迫的工具，史学工作者在分析古代国家阶级压迫职能的同时，开始注意研究国家经济的和社会的职能。思想史也不再被简单归结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两军对垒，对于一些思想家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分析力求避免简单化和片面性。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中国近代化的进程问题，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争论。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共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受到了质疑。有的学者对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不以为然，认为应该重视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予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地位。对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的评价，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洋务运动是封建统治阶级为挽救自身危机而发起的自救运动，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完全的资本主义；另一种意见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领导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过去对抗日战争主要叙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强调国民党消极抗战和对日妥协；如今在肯定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同时，也对国民党的抗战给予比较公允的评价，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世界史方面，有的学者提出，世界史作为一门分支学科，其基本内容不能只是各地区或各个国家历史的简单拼凑，而要对人类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探讨和阐述。有的学者认为庄园制和农奴制作为西欧封建社会的典型结构的观点已经动摇，应该更多地注意研究当时的自由农民和其他依附农民。诸如世界近代史的起点、法国1794年热月政变的性质、殖民主义在非洲统治后果的评价等问题，也都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学术见解。以上这些与传统观点不同的认识，特别是有关近现代史的一些认识，未必都是妥当的，也未必都为多数史学工作者所认同。但是这种情况说明，我们国家现在哪怕是一些与现实关系比较密切的问题，史学工作者也已经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这种气氛在过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上述新时期历史学的基本走势和特色，并不足以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学所取得的全部成就。以考古学而言，这个时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范围，从黄河流域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新疆和青藏高原，都有令世人瞩目的收获。考古学者开展了文化谱系的研究，提出了区、系、类型的方法论，使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基础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世界史学科原来的基础比较薄弱，新时期所取得的长足进步，表明世界史研究已经从介绍世界历史知识为主的阶段转入独立进行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的阶段。在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方面，原先研究基础比较雄厚的一些领域，也都有许多丰硕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些成果有些填补了先前的研究空白，有些则大大深化了先前的研究。总之，如果说新时期历史学的发展，无论就其队伍规模、成果数量和总体水平来说，都大大超过了中国的近代史学产生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这种估计一点都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