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的性质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提供了根本保证，但是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作用，却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自身的努力。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②d]。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更不能强迫他在研究工作中接受某一种理论的指导。事实上，即使在50年代，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并存的局面。今后很长时期内，势必仍然是这种局面。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中指导地位的确立，只能靠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用自己的实践来证明这一理论的科学性，赢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舍此没有别的办法。而要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就要在接受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高政治识别力和理论素养，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动摇，又要与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彻底决裂，不断充实和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马克思主义不是不可以批评。毛泽东早在50年代就说过：“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③d]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有的人并没有认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甚至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经典著作，就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或者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强加在马克思主义头上，横加指责，这种态度和严肃的科学研究毫不相干。唯物史观是一种开放的和发展的学说，它十分重视用新的思想材料和研究成果来丰富自己的学说，从而始终保持了理论的生命力。这一点，就连一些西方著名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也是承认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吕·费弗尔曾经说：“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完美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备的一部分。”[①e]曾经担任英国历史学会主席的杰·巴勒克拉夫说：“今天仍然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②e]这些西方历史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倒是很值得我们国内那些主张“淡化马克思主义”的人认真思考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人对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的学术遗产推崇备至，顶礼膜拜，而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则妄加菲薄，肆意贬低，这种现象显然也是很不正常的。认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才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建设作出有益贡献，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成就甚少，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建设并没有起什么积极作用，这种论调最初是从海外一些学者那里鼓吹起来的。但这些年我们这里的知识界也颇有些人表示认同，加以呼应。有的人对一部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史连皮毛也知之甚少，就鹦鹉学舌，跟着鼓噪。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主要是指五四运动以后的现代新儒家，但也包括一些并非新儒家而思想比较保守的学者。本来，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标准并不完全相同，他们的学术成就有可比的成分，也有不可比的成分。一般说来，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或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但他们也都有各自的局限。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有的确实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真正有深厚素养的学者，而且对中国近代学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则主要是对中国文化的前途有自己的一套看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成就当然也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在解放前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工作条件远不能与那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优越条件相比，仍然做了许多工作，有些论著不但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至今仍然是后学者必须参考的学术成果，怎么能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贡献视而不见呢？有些人对“文化保守主义者”情有独钟，对马克思主义者存有偏见，或是基于一种不同的学术文化情结；但也有的人则完全是由于他们反对共产党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所刊登的《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就揭露了这样一个典型。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这篇文章来看一看。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要对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学术成就评头论足，而只是想从研究学术史的角度指出，对待中国近现代各种学术流派的评价，要持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带政治偏见。如果说学术的发展需要宽容和尊重不同的意见，那么这种宽容和尊重应该是双向的。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有些人不但不尊重马克思主义，而且竭力要抹煞马克思主义。我们尊重所有真正有学术建树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贡献，并且吸收他们一切有益的研究成果。但是如果谈到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或是“全盘西化”论者，他们所选择的道路都是行不通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中国在文化建设问题上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但中国共产党毕竟自己克服了错误。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希望所在，只能是继承了以往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对这一点不应该有任何怀疑。那些想开历史倒车、改变社会主义中国文化建设方向的人，注定是要失败的。
    第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历史学的学术成果也要以商品的形式与社会进行交换。在未来世纪中，历史学究竟怎样才能保持自己的科学品格？
    这些年来，史学著作的出版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一方面是不少学术著作的出版遇到了很大困难，许多史学工作者对历史学的前途感到困惑，甚至对自身的价值也产生了怀疑。另方面是每年都有大量历史出版物投入市场，从各种“系列丛书”、多卷本巨著到小册子，从断代史、专史到专题著作，从各种工具书到外国史学译著，形式各式各样，内容丰富多彩，蔚为大观。有的作者从事专门研究刚刚起步不久，计算科研成果就达几十万、上百万字。究竟历史学现在是面临不景气还是空前繁荣，人言言殊。我们认为，这种悖论现象是现实社会生活矛盾的反映，片面地作出这是一种正面现象或是一种负面现象的判断都不够恰当。出版物繁多应该说是学术繁荣的一种标志，但是有些优秀的科研成果找不到出版的地方而有些出版物的质量又很差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