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埠通商前，山东地域分布最广、最有势力、最具影响的传统商人资本当属盐、典、钱三业。如著名的商业城镇胶州，除民船装运业外，“商大者，曰典当、曰银钱”。而以“商贾辐凑，营机利，多驵脍”著称的章丘，“城乡盐当而外，无多大商”。甚至到19世纪末，山东巡抚李秉衡在给清廷的奏报中，还一再言称，巨商大贾“其在东省贸易者，以盐、当、票号为最大”。（注：民国《增修胶志》，1931年刊，卷10，风俗；白眉初：《中华民国省区全志·山东省志》，1925年，第14页；李秉衡：《李忠节公奏议》卷5，页6。）可以说，在此之前，盐、典、钱三业商人一直凌驾于众商之上，成为财富的象征。但是，从清末到民初，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往占统治地位的盐、典、钱传统旧式商人资本，在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影响下，逐渐由盛而衰，在商人资本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随之丧失。旧式商人资本的退隐引起了新旧间的变换，新兴商人资本在商贸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传统商人资本衰落的原因是什么，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意义何在，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
    一、传统盐商资本的衰落
    清代，山东盐的运销分引盐和票盐两种，经营运销引盐的专卖商人称为引商，“引商半属客籍”，“俱各省侨寓，间入运籍，其资巨万”；经营票盐的则称为票商，“票商则皆土著”，即山东本地商人。（注：嘉庆《新修山东盐法志》卷20，艺文。）清中叶，山西籍盐商凭借其雄厚资本，并吞中小盐商，逐渐成为拥有大量盐引的盐业巨贾。同期，清政府也采取了保护大盐商、裁并小盐商的措施，规定凡拥有盐引不足800引的盐商，“不准自立商名”。经过裁并，1789年山东各地引商归并为集义、祥仁、通裕、恒德、永庆、同仁六纲，六纲中准定商名的盐商共101家。“引商分隶六纲，为纲首者，经理一切领引纳课之事”，此后引商“运销数目盈缩，权在总商纲头，纲头总理盐纲，多属豪家巨商充之”，而这些“豪家巨商”又多为山西籍商人。（注：山东咨议局：《上盐政大臣改良盐务意见书》，《山东杂志》第63期，1910年。）与此同时，票商在经过相似的裁并后也划为六纲，六纲共有票商43户，其中史泩注、茅敬轩等均系拥有票额上万张、资本数十万两的大盐商。（注：嘉庆《新修山东盐法志》卷9，转运上，充商。）尽管山东各地引盐、票盐“皆有豪家居为永业”，但是大的引商和票商“往往不自经营”，而是将引票“租与他商而食其息，商有亏则易之，又亏则又易之”。（注：《山东杂志》第48期，1909年，杂录，都察院代奏山东京官条陈盐务利弊呈。）这种靠世袭引票权、出租引票以维持生存的特性，表明盐商资本具有很强的垄断性和寄生性。
    清代中叶，是山东盐商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势力达于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城乡社会经济复苏，山东盐商年销引盐、票盐数额屡屡加增，到1729年，引商盐引销数已由最初的二十几万道增至500500道，票盐销数也达到171000张，大大超过了清初时的额定数。盐商拥有引票数额的增加，意味着盐商经营资本规模的扩大，通过垄断盐的运销经营，盐商获得了丰厚的垄断利润。
    大量金钱的积累，使盐商穷奢极欲，大肆挥霍。因“金钱易得，相与饮博狎娼，鲜衣怒马，又结纳有费，词讼有费，滥用银钱如泥沙”。（注：嘉庆《新修山东盐法志》卷20，艺文。）这种奢靡的生活方式，致使不少盐商外腴中空，资财耗竭，乾隆中期后，“银价日昂，陋规日盛，各商又复奢侈无度，任意挥霍”，结果是“消费愈多则获利愈微，获利愈微则加价愈重”，（注：洵天：《论山东盐务》，《山东杂志》第51期，1909年。）加价愈重私盐愈加泛滥，盐商经营愈加困难，形成恶性循环。此时，盐商资本实际已显露出盛极而衰的迹象。
    清中叶，随着盐商资本的膨胀，清政府对盐业的正杂课税也日益加重，尤其是在赈济、助饷、捐输、报效等名义下的摊派取索，可谓层出不穷。嘉庆年间，由于“帑利与河工递增”，盐商负担的河工、帑利银等项已由原来的19万两递增至199万两，盐商每年应交帑本息银“较正课多增一倍”。（注：张寿镛纂：《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13，述山东盐法。）到1817年时，盐商应完纳的帑利、捐款以及历年分限带征银已达105万两，为以前正课的4.3倍。此时“商力愈不能支”，积欠课款逐年增多，到1828年，盐商积欠已达532万两，莒州、日照、沂水、蒙阴、临朐、临淄等处的盐商，终因“积乏已深，店业消歇”，相继倒闭停业。（注：恩锡等编：《山东盐法志续增备考》，1864年，卷1，捐输；卷2，下，优恤。）
    道光年间，清政府鉴于山东盐商“几于全纲倾败，不得不设法调剂”，先后采取了两次加价、二成减引、三厘减息等措施，但收效甚微，“终莫能救其疲敝”，盐商“旧欠新亏，多至九百余万”，就整体而言，盐商实际已是资不抵债。（注：张寿镛纂：《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13，述山东盐法。）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不得不于1848年对山东盐务实行全面整顿。整顿的基本方针为“商乏之处，改为官办”。依此方针，清政府于翌年将因破产等原因已无盐商的德州等14处引地，以及票商困乏停业的日照等6处票地改归官办。由商办改为官办，这是山东盐商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从此盐商渐渐失势，直至最终败落。
    清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和捻军在山东的反清活动，对山东区域社会经济产生了极大影响。多年的社会动荡，使大片“引地被扰”，许多县份的引商因积欠太多以及引地私盐充斥，相继破产逃逸，销盐引地名存实亡。到1864年，历年未运积引已达130余万道，相当于盐商正常年份销盐引数的3倍，战乱地区私盐贩运已替代了引盐，盐商经营陷于瘫痪，尤其是鲁南、鲁西地区，盐商几乎到了“全岸倒败，不可收拾”的地步。迫于“岸纲大衰，商逃课悬”的压力，清政府不得已再次将若干地区的盐业收归官办。1867年，清政府将原先由山东盐商拥有的河南、江苏、安徽15个县的78100道盐引收归官办，（注：丁宝桢：《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2。）不久又将“商人数次亏逃”的鲁北多处引地改归官办。上述措施导致了山东盐业商运日减，“官运日多”，从而加速了盐商势力的衰落。
    清末，山东盐商势力的衰落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盐商经营运销范围逐渐缩小，迄于宣统年间，引商经营运销范围已由清中叶时的63个州县缩小至30个州县，票商的经营运销范围由原先的39个州县缩小至20个州县。这就是说，清末山东引商和票商的经营地盘仅相当于清中叶时的一半左右。其次，反映盐商资本规模的引票拥有行销数大幅度减少。山东盐商资本鼎盛时期，每年领销盐引额为50万道。咸丰朝以后，随着众多引商的歇业破产，盐商经营额大幅度减少，“每年多或领至二十八九万引，少仅领二十五六万引”。1895年后，盐商颓势已成，经营难期振作，“官、商岁额仍不过二十七八万道”，如果将其中官办、官销部分剔除，盐商经办的盐引实际只有十余万道。（注：周馥：《周怘慎公全集》，《奏稿》卷2。）宣统年间，山东引商经营的盐引只有180477道，仅相当于清中叶时的36%；同期票商经营的票盐额数只有80076张，仅相当于清中叶时的44%。（注：《清盐法志》卷55、山东六，运销门。）复次，随着引票权的不断转移析分，盐商资本出现细分化的倾向。由于不事经营，坐吃山空，一些大的盐商世家（如历城茅、关、张等盐商），随着引票权的抵押典当和出卖转让，家业逐渐式微败落；另外一些大盐商则因遗产分割而分散了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本。章丘票商史泩注清中叶时拥有票盐一万余道，清末分成史一举等六家，前三家每家只有盐票855道，后三家每家有盐票2564道，大盐商被析分成小盐商。清中叶时，山东有引商102家，清末增至200余户，民国初年增至400余家，在盐商行销盐引数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这种变化意味着每户盐商拥有的引票数大幅度减少，清中叶每户盐商平均拥有盐引4955引，而到清末宣统年间，每户平均只有812引。（注：《清盐法志》卷55、山东六，运销门。）显而易见，盐商资本的规模比之以往大大缩小，大的盐商逐渐消亡。
    1914年，山东盐务实行改革，废止引票制，自此，原已衰颓不堪的旧式盐业特许商--引商和票商，便从商业流通领域退隐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