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典当商资本的衰落
    典当业商人资本的兴衰轨迹与盐商资本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前者的命运几乎是后者的翻版。
    清代中叶，是山东典当资本发展的极盛时期。雍正年间，全省有典当商585家，到乾隆朝时，全省典当商号多达1351家。（注：雍正《山东通志》，1736年，卷12，田赋三，杂税；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奏销册。）典当商分布极广，每县少则十数家，多则数十家。典当商主要集中在运河沿岸地区的临清、济宁、聊城、高唐等城镇以及沿海地区的胶州、潍县、黄县等地，此外，济南、章丘、泰安等地的典当业也相当兴盛。清中叶以前，典当业作为商人资本经营的一种重要形式，其资本势力和影响几乎可与盐商相颉颃。但是，自咸丰朝以后，典当商资本却江河日下，由盛而衰。
    19世纪50年代后，在战乱和伴随而来的社会动荡影响下，典当业屡受重创，典当商人资本也元气大伤。战乱时期，聚集大量财物的典当商号，一向是起义军攻取和清军掠取的对象。咸、同年间，临清、聊城、高唐、堂邑、胶州等城镇的典当商号，都曾在交战方的反复攻夺中遭受再三洗劫，典当商因之破败凋零。1855年，随着太平军、捻军在鲁南地区活动的加强，山西籍典当商聚集地曹县，先是“集市之当店全撤”，稍后“城关之当典亦撤城内”，“较之往昔不及十分之一”。胶东黄县，“曩者富户多质库，不暇经营，坐拥自然之利，自捻匪扰乱以来，质库巨资付之一炬”，户数骤减。潍县嘉、道年间有典当72家之多，经过咸、同时期的战乱，到宣统时只剩4家。（注：光绪《曹县乡土志》，1906年抄本，商务；同治《黄县志》，1871年，卷3，食货志；光绪《潍县乡土志》，1907年，商务。）长期持续的战乱和社会动荡，使典当业经营规模和当商势力大大削弱，光绪朝中叶，山东典当业只剩200余家，到1908年，典当商又进一步减少至160家。（注：山东清理财政局：《山东清理财政局编订全省财政说明书》，1910年，第5册，岁入部，杂税，当税。）
    民国成立后的十年间，典当业与典当商更加萎顿萧条。受辛亥革命、护国军“倒袁”等社会政治运动的冲击，黄县、周村等典当业较集中的城镇，典当商大批歇业，著名的黄县丁氏典当资本，原有“质军二三十处，资本丰厚，自辛亥革命民军入城，勒索至四五百万元，精华殆尽，各处质库大半歇业，所存者一二处”。（注：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大户”条。）在省城济南，一直为典当商聚集议事场所的集云会馆，此时也因城内典当业凋零而关闭。1912年山东典当商户数已减少至111家。（注：《农商公报》第1卷第14期，1915年9月15日，《民国元年全国工商业状况》。）此后，典当业“以当税重，倒闭者甚多”，一些地区的典当商即使勉强维持支撑下来，其资本规模与地位也今非昔比，已降为二流商人。
    清末民初，山东典当资本的衰落，除了长期社会动荡与战乱破坏的原因外，还有若干外部与自身经营上的原因。首先，随着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典当商身处其中的地区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花生产区泰安，“清末大花生盛行山中，石田变为膏壤，山农饶足，典当者渐少，而本地富室亦权子母与商人竞争，加以币制改革，布帛棉花丝缕无不飞涨，所当之值不及原价五分之一，乡民遂甘于称贷，不肯典当”，民国后，仅存的一家典当商文晟号“亦不能久支持矣”；在沿海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众多农民入城作工或从事手工业与运输业，谋生手段增多，如原先多典当商的胶州，“近因贫民易于营生，典衣物者少，当店徒有其名”。（注：民国《泰安县志》，1929年，卷3，政教志，财赋；民国《增修胶志》，1931年，卷10，风俗。）经营环境的变化，迫使不少沿海典当商转移资金，转向其他行业谋求发展。其次，有清一代，典当资本与地方官府关系密切，官府、军营的待用款项多存入典当生息。另外地方教育中的书院、义学的经费款项也大都存入典当生息。官款“存典生息”构成典当商经营周转资金的重要来源。但是义和团运动后，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地方官府陆续将存于典当业中的生息资金抽回，以应付不断增加的开支需要。1904年，山东巡抚衙门为筹集鼓铸铜元经费，就曾通饬各县“专提发商生息原本”，“传集当商，饬令量力呈缴，由各该县汇齐解省，交官银号点收”。（注：《东方杂志》第1卷第8期，1904年10月4日，财政。）这一举措对于本已捉襟见肘的当商经营无疑是釜底抽薪，许多典当商为此而歇业。民国成立后，省县财政改制，行政款项绝大部分转入财政部门管理或存入银行，这就使的得典当资本失去了一项可资长期周转使用的资金来源，经营也难以维持以前的规模。此外，典当业税捐的加重，也是典当资本经营发生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光绪朝后，清政府因财政困难，时常要典当商“报效”，典当业税捐屡屡加增。1885年加增铺捐50两，1887年，清政府再次令各省每家当铺一次性缴银100两，作为预交20年的当税。1897年户部改定税则，每家典当年纳税银增至50两。1901年因开办筹款局，每家典当又加征捐银400两。1904年铺捐银改征350两，征收额比20年前增加了6倍，规银改征20两，也增加了近1倍。税捐大幅增加和不时的重重苛索，导致大批中小典当商因积欠过重而停业，一些资本稍厚的典当商也因积欠严重，经营陷入困境。1908年，全省因经营困难积欠税款的典当商就有38家，*
    占业商总数的24%。（注：山东清理财政局：《山东清理财政局编订全省财政说明书》，1910年，第5册，岁入部，杂税，当税。）
    1920年代后，典当业资本因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处境更加窘迫，一些硕果仅存的大典当商终因难以支撑而相继歇闭。1926年前，济南原有9家大典当商，“自省钞惨跌，各当收回赎金全为省钞，大受损失，复以济南惨案发生，地方扰乱”，以致全部停歇；烟台原有通惠当一家，设分当十余处，1920年军阀在福山交战，通惠总当被焚，当业遂停闭；民国初期潍县城内尚存两家典当，其中一家1916年于东北军围城时闭歇，仅存的一家义丰当勉强维持，“时有闭歇之虞”。据当时当业公会称，典当业纷纷歇业的原因有三：“一受各种纸币之亏折”；“一受捐税地方摊派之重复”；“一受资本日耗、金融日滞之困难”。到1928年，山东各县典当仅存21家，典当架本不足100万元。（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1934年，（癸）第25-26页。）可以说，此时的典当业和典当商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