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旧式钱商资本的衰落蜕变
    传统钱商资本系指以钱庄、汇兑庄为主，包括钱铺、兑换银摊以及金店、银炉在内的与金融经营有关的商人资本。山东钱商资本兴起于清中叶，最初只是以银钱拆换为业。道光年间，钱庄开始发行钱票。这一时期，山东钱业资本主要集中于临清、济宁、聊城等运河沿岸城镇和济南、章丘、胶州、青州等传统商业城镇。当时资本势力最大的是山西帮商人开设的票号（汇兑庄）。19世纪80年代，济南共有5家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分号，这五家票号专做山东与北京、西北地区的汇兑、贷款生意，在商界颇有影响力。此外，周村也有三家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而烟台除有一家山西票号外，还有三家总号设在北京的信贷庄，信贷庄是当地唯一的货币贷放商，每笔业务通常在2000-3000两之间。（注：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1882-1891,Chefoo.P.72.）可以说，在清末钱业发展的兴盛时期，以票号和大钱庄为中坚的旧式钱业商人资本的势力几可与盐典商人相埒，三类商人在整个商界成三足鼎立之势。
    民国初年，旧式银钱业遭到了与盐典业几乎相同的命运--在新式银行业竞争、社会动乱因素的影响冲击下，生意清淡萧条，户数逐年减少。1912年时，山东尚有钱庄977家，资本总额430万元，但是到1918年，钱庄已骤减至398家，资本额也减少到128万元。（注：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民国七年第七次农商部统计表》，1922年，第488页。）最先遭受打击并一蹶不振的是山西帮钱商。辛亥革命后，天成亨、新泰厚等几家票号因设在山西的总号外贷之款无法收回，数年之间便先后被迫歇闭清理；大德通、大德恒等几家票号也只能在苟延中惨淡经营，并最终在20年代全部闭歇停业。
    旧式钱业商人资本的衰落，首先源自于新式银行业发展所带来的冲击。辛亥革命后十年间，新式银行业的崛起与传统钱庄业的萧条衰败形成了鲜明对照。到1918年，济南、周村、黄县、章丘、泰安、惠民、济宁、滕县、峄县等地共有银行总行和分行机构17家，实缴资本总额369万元，相当于钱庄资本的3倍；存款额达742万元，相当于钱庄存款额的19倍。（注：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民国七年第七次农商部统计表》，1922年，第498页。）银行资本的增加和业务的扩展，反映了越来越多的商业资本和民间资金从旧式钱庄中抽离，转而投注于新式银行，这种转移趋势，对旧式钱庄业无疑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除了近代银行业和银行资本崛起竞争的影响外，还有三种因素对民国初年旧式钱业资本的衰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是商品生产的变化和发展，使得部分地区的钱业商人放弃旧业，将资本转入资金周转快且利润高的行业。如地处煤矿区的博山县，“清时钱业尚占优势”，到了民国初年，煤炭业日趋兴旺，钱商资本渐次转向煤栈炭行，加之“中国银行在博山成立办事处，大宗存放及汇兑各款悉被吸收”，于是出现了“钱业视煤业为转移，“钱业日见凋敝”的局面。（注：民国《博山县志》，1937年，卷7，商业。）二是清末民初钱业投机之风盛行，滥发钱票和纸币，结果在金融风潮的冲击下，大批钱庄破产倒闭。宣统年间，济南“钱店歇业，皆由出钱帖太多，若取钱者纷至，一时难于周旋，立即倒闭”。民国初年，钱业投机风气愈加炽烈，旧式钱庄“往往有发行之纸币逾于资本，一遇兑现风潮，辄行停顿”。（注：《济南汇报》（百衲本）第9期，海岱丛谈；济南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临77-4-13，济南总商会稿，1921年5月。）1921年山东地方政府取缔钱庄发行钱币和钱帖，一大批过去靠投机为业的中小钱庄纷纷歇闭，钱庄业与钱商资本也因之遭受重创。三是战乱和兵灾匪祸的破坏，致使大批钱庄破产倒闭。清末，黄县曾是山东银钱汇兑业最发达的城镇之一；1909年城内钱庄多达136家，每年经手办理大量山东与东北地区的汇兑业务。辛亥革命时期，当地和周邻地区兵连祸接，钱庄业损失达200万银两，停业倒闭达86家，迄于1913年能维持经营的钱庄只剩50家。（注：吉田丰次郎：《山东视察报告文集》，1913年，第209-211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年间（1918-1927年），山东工商业基本处于一个上升时期，市场商品流通规模逐年扩大。这一时期，钱庄业因转变经营，涉足工商业资金融通，业商户数比之战前有所增加，钱商资本的势力也有所恢复。可是好景不长，1926年后，统治山东的奉系军阀张宗昌对工商界横征暴敛，滥发“三票”（奉票、军用票、公债券），从而引发金融危机。紧接而来的“五三惨案”，对钱业经营更是雪上加霜，一大批银钱号遭受冲击，损失惨重，纷纷歇闭。钱商资本再次厄运临头。
    到30年代初，在商品经济变迁的大背景下，货币、信用及金融机构的变化，使钱庄原先赖以生存的一些最基本最直接的条件逐步丧失，旧式钱业商人资本衰落与蜕变的趋势更为明显。1932年，山东全省共有钱商686家，比1927年前减少了约三分之一，业内1912年前开设的钱庄仅剩33家，只占总家数的4.8%，1926年前开业尚能维持经营的钱庄只剩318家，而有一半以上的业商为1927年以后新开的小业户。这一状况表明，旧的有传统渊源的钱业商人已大部被淘汰。从钱商资本在各地的分布状况看，除原本没有钱商的13个县不计外，有42个县的钱业商人已经全部歇业转行，另有31个县的钱业商人由多变少，处境艰难，只有18个县的钱业商人有程度不同的增加。（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1934年，（癸）第103-104页。）
    尽管在总体趋势上，传统钱业商人资本面临着与盐典商人资本近乎相似的命运，但是在近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钱庄经营与工商各业仍有密切的联系，并在商品流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传统钱商资本在适应近代市场经济的蜕变过程中，自身也发生着明显的分化，一部分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钱商萎顿破败，另一部分则因应新的环境而发生蜕变。这一情况就使得钱业商人资本在经历了几次大的冲击波折之后，在衰落的境地中仍保持着一定的再生能力，旧钱庄闭歇的同时，不断有新的钱庄出现。